夏天最美、最凉爽的时候在夜晚。每年只要一到夏天，我就盼望快点到夜晚，因为白天热得难以形容。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些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话：[益鸟]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写在夏天里的名家散文：《公园》萧红
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多幸福，象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地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地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
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地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我烦忧啊!”象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象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写在夏天里的名家散文：《武汉的夏天》池莉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
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迹，汗水洇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
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几个盹。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
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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