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并序》发微(2)

　　序文简笔叙事：“曲罢悯然，自叙少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神情黯然，今昔霄壤，归宿无根，语短而情意怅惘且有余苦难尽之妙。这一“点到为止”，语浅意明的朴实陈述，在诗中却又旁枝逸出、曲径通幽，且不惜笔墨地铺描排写出另一番气象。即，诗在“自言本市京城女”之前，先以生花传神之笔，摹声拟形地再现琵琶女的神乎其技和妙达其情的真切，借琵琶女奏弹而清响的弦音琴韵所飘扬弥漫的“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动人心脾、感人肺腑、激人神飞、催人情移的艺术魅力，映照诗人自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才干志趣，“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秉国权，治天下”的宏愿真意，智识胆气，才器志趣，可类比相侔，且又妙切事理。至于借“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曲终急煞之脆响以突出“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悲凉冷寂气氛，并烘托渲染其弦音乐声所流吐出的悽惋不幸，怨恨不甘，愤激不平的情怨愁恨，难道不也正是诗人借此来兴感寄寓着因 “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的行为，却反遭贬谪这一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忠奸不辨，善恶混淆的天大冤屈与天大怨恨，以及天人震惊而令志士扼腕、忠臣向隅的悲愤怨苦吗?如此铺排描摹，恐怕正是诗人的情心所在：在诗中先是尽显“长安倡女”的绝妙才艺，而这“绝妙才艺” 又是通过弦音“说尽心中无限事”来宣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的寄托之辞兴感之意的。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白居易的这首《琵琶行》诗是“既专为长安倡女感今伤昔之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真是既独具慧眼又深刻精到。琵琶女出神入化的即席演奏绝技，所展示化变出的错落有致而又瞬息忽变，清畅悠扬而又激越高亢的弦音意象，寓寄的诗人“本意”，正如宋人洪迈所说：“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事实上，自屈原 “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引类譬喻”兴寄象征，成为托物寓情的传统之后，诗人假借女子的处境、身份、心态、情思来抒写其思想情志，往往是自存“寄托”于其里的。当诗人“听声类形”而“以形喻声” “以声喻乐”地描摹妙韵灵飞的音乐所凸显的愁情忧思心态时，以及由此而弥漫的色老失宠下嫁非人怨苦难诉的情调时，诗人自身的“迁谪失路”感，真正是“ ‘能’所双亡”于“浔阳江头”“琵琶声里”，各自独有的“能”也都“主宾俱化”于“绕船月明江水寒”的空船苦守和“黄芦苦竹绕室生”的荒寂冷凄的人生遇合中。因“弹”而诚“邀”，缘“邀”而苦“弹”的应和，其联接的心理诉求均体现在反常的人生遭际与通常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期盼这一人生来既是矛盾难解，且又纠缠不已的痛苦“敲击”“弹拨”之中。诗人惊奇的是“明耳仙乐”竟然会在僻地荒江的冷月凄清时弹响，琵琶女惊异的是夜弹自遣愁苦于秋夜时，竟然会有人激赏邀听。这实际是沦落天涯的“文化苦旅”的不期而遇，是正常超常的文化艺术的非常反常地跌落抛掷。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其诗文创写准则的白居易是不可能淡忘“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夙愿初衷的，即使是其“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旧唐书·白居易传》)不然，又何以凄苦自抱牢愁在心地叹悲：“胸襟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猎书”，(《端居咏怀》)“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赢为何事?”(《谪居》)的不为君用的愁苦失意，“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放旅雁》)“梦乡迁客展转卧”，(《山鹧鸪》)“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的迁客之悲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志心难酬的凄凉苦闷， “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司马宅》)的悲凉苦叹，“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的自嘲式的旷达，“但是诗人多薄命”(《李白墓》)的悲怆醒悟， “愁君独向江南宿，水绕芦花月满船”，(《赠江客》)“谩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东南行一百韵》)的旧愁新怨和怅望失落，等等，真不一而足。从前引诗人反复苦吟悲叹“迁谪失路”的情怀心意的诗句，我们理应觉察体悟出以诗文著称于世的白居易之“感发志意”“引譬连类” 最为痛彻的当然既是个人仕途宦海中的升迁浮沉，更应是个人的志得意满命乖运舛与朝政的治平衰败因成不爽这一让志高才卓者敏感的现实苦难，总是又与忠心而情真，志大而才高，识远而胆壮的有为之士有着不解之缘的荒唐的因成联系。唐王朝的兴盛衰微以“安史之乱”为其区分类别的界判，这在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一诗中，可以见其情心所在，姑全录以证：“白头老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飘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闇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唐宋诗醇》评道：“前叙乐叟之言，天宝旧事也。后叙告乐叟之言，乱后景象也。俯仰今昔，满目苍凉，言外黯然欲绝。乐叟未必实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据王汝弼先生推断，“此诗”“至迟当不晚于贬居江州时”，并对“我自秦来”作注通说：“按自此以下，虽系实写秦中风物，然气象萧条，色调阴郁，中间实荡漾着白氏初贬江州时消沉苦闷的情感”。( 《白居易选集》， 王汝弼选注，1980年10月上海古籍版)诗人无辜而贬谪荒远，犹念念不忘京都风光不再，其“消沉苦闷” 断非只为一己之得失之荣衰。“特借乐叟漂沦”“抒感慨之思”，实无独有偶。在琵琶女“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之后，紧接着诗人又让琵琶女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悲情愁绪今略昔详地“铺叙倾吐”了往日的春欢秋笑荣宠有加，现今的江冷夜凉凄苦难忍的遭遇其落差悬殊，前后霄壤的直接原因。表面上虽然是 “弟走从军阿姨(弟：女伴。“弟走从军”指女伴改籍为地方军队的乐伎。阿姨：教坊中年长、从事生活管理的女性。详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第469页。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版)死”所致进而被“远抛闲置”， 并因之沦为“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边缘者”。但是，对这样的结局，真正起绝对决定作用的，确应是朝廷在元和五年用兵藩镇，国库窘迫，不得不权令断乐，并诏令削减教坊衣粮用度的这一政治局势的囿限因素。传统习惯上的歌舞升平，是需要政治上的稳定、军事上的强盛为其后台支撑与前台示威来做保证的。其溯因而显果的用意，自当将浩然长叹颓然悲吟的怨情恨意，归咎于“果”由“因”成的悖谬。这也就是说，“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和衰落，同政治上的上升与衰败完全一致，而音乐国手的沦落，又同有意改革弊政的有积极进取心的朝士的被贬，命运相同。而这又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反映!”(王达津《漫谈〈琵琶行〉》载《文学遗产》增刊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 2月第1版第248～249页)如果说，这种由当初的热捧追捧与荣华倏忽一变而到如今的冷遇凄惨，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长恨歌” 中的唐玄宗、杨玉环，“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从此漂沦落南土”的“乐叟”，都是以一人之落魄凄苦之行色神情，抒写朝政之荒废衰败，那么，而以“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的才艺色貌卓绝享誉于世的艺术人才，却浪迹混迹于江湖的蹭蹬厄运，赋写比照既有兼济之志心，更具善济之才器胆识的辅弼良才，却贬谪左迁于偏远的蹉跎困顿，也就有着情理因成的相侔等同意义。“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日思夜梦与万状凄苦的回味咀嚼，与“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的清冷孤苦和愁牢恨结的现实苦况，正好是以一人之悲凄酸苦曲尽其致地彰显一朝之衰微败落的形象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