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本文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记叙作者贬到滁州之后在丰山脚下建造丰乐亭的经过，描绘丰山一带山清水秀的美丽风光和人民丰足安乐的生活，但这些记述和描绘是寓政治意义的。
第一部分，写在丰山下建造丰乐亭的经过。文章说由于在丰山下有甜的泉水，这里的景色又好：山势“耸然而特立”，幽谷“窈然而深藏”，泉水“滃然而仰出”。由于喜爱这里怡人的风景，作者于是主持疏通泉流，辟地建亭，使这里成为滁人游览的地方。这一部分强调的是因景建亭。
第二部分，写滁地的沿革及当地人民“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的情况。先写五代时滁州是用武之地，作者有意于察访遗迹，终因年代久远，天下承平已久而不可得。继写唐朝后期天下的大动乱，“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到了“宋受天命”而出现的太平之世。历史上屡次纷乱更显得宋朝太平之可贵的思想，隐含其中。最后写由于滁地闭塞，“民生不见外事”，当地人只知道乐生送死，甚至不懂得他们是赶上了好的朝代。这一部分由古写今，在衬托铺垫中说明丰乐的由来当归功于君王的恩德。
第三部分，写与民同游丰乐亭与作记的本意。同首段的尾句遥相呼应，作者写自己“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在这里观赏四时之景，并且在游赏中为滁人述说当地山川的变迁，风俗的演变，“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时也”，尽“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的刺史的职责，交待了写作本文用来说明亭子命名“丰乐亭”的原由。这一部分回映开头，紧扣题义，正面地表达着主题思想。
欧阳修的这篇《丰乐亭记》同他更为著名的《醉翁亭记》可以说是姊妹篇，两文写于同一年；所写两亭地域有关，一在滁州之南(一作“城西”)，一在滁州西南；两亭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一是作者到任后修造的，另一个虽系原有，但系由作者为之命名；两文都表达了作者被贬滁州后的心境与志趣。但是，有意味的是两篇“亭记”基调上虽然都是向上的，而在情感上却又有明显的不同。《醉翁亭记》重在抒写景色优美及陶然自适的心情，着眼点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丰乐亭记》重点赞美宋王朝的功德和人民生活的安乐，“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说得极为明白，着眼点强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说在《醉翁亭记》里作者的醉态微笑中透露着某种苦涩的话，而在《丰乐亭记》里则表现出更为明快、积极的情绪。
诗文写作忌讳平直，讲究抑扬顿挫，曲折开合，以使在有限的容量中，内容上更充实，行文上更有波澜。然而，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韩愈总结自己的写作体会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丰乐亭记》应该说是属于“欢愉之辞”一类，篇幅又短，写作的难度确实很大。但作者是大手笔，能够化难为巧，把文章组织得开合自如，精美异常。文章的第一段，紧扣题义，先写建亭经过。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这座亭子?因为这里有难得的甘泉，因为这里“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看来出于这种自然美的因素，这才“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的。景是美的，亭又筑成了，于是作者“与滁人往游于其间”。这最后一句是上文的自然归结，又是对下文的引逗与勾连。缘第一段的尾句，文脉的走向似应续写同滁人游乐的种种情形了，但作者却按下了游赏丰乐亭不写，大胆地暂时中断文脉，另辟蹊径，转而写滁州的历史沿革。说“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五代后周时期，宋太祖赵匡胤用后周的军队，在滁州清流山下打败了南唐李璟的十万兵马，擒获了他的将军皇甫晖、姚凤，从而平定了滁州。作者想访求古战场的遗迹，但由于年代久远而不可得了，“盖天下之平久矣”一句，轻轻地点出写五代之乱，用意在于赞颂宋初的升平，写古是为了颂今。就文脉的走向来看，此处可以同首段的尾接续，但作者又一次地把笔锋向更久远的时代宕开去：“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用大一统的唐朝的败裂，对比宋朝的“圣人出而四海一”的百年来的承平景状。文章至此，收束住对历史的感怀，文脉走向对今天的歌颂。可以看出，文中迭次运用一古一今，一反一正的写法，反意正出，层层逼出主题，极尽了开合变化之妙。
作者写作的匠心并不仅限于此，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安排。从首段看，作者主持修建丰乐亭的原因，是出于自然环境的因素，文中写作者在这里“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欣赏“幽芳”、“乔木”、“风霜”、“冰雪”等四时美景的情况，就是这一内容的延伸和展开。而后边为了丰富内容，加深内涵，作者又从新的角度拓开，写由于滁州环境闭塞，“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因而滁州民众只知道自己“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他们不了解世事的变化，不知道自己赶上了宋朝开国百年来的好时候。作者之所以要主持修建丰乐亭，目的又是“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这样，作者就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相生展，相对举，完成了又一个意义上的开合，成功地从自然环境、社会意义两个方面，拓开了“丰乐”的深义所在，从而突出了“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的主题思想。
清人刘熙载说过：“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以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艺概·经义概》)《丰乐亭记》可以说很精到地体现了这种特点。文章主旨简约明确到而为“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这一句话，文笔宕开去则有对“耸然而特立”的山势，“滃然而仰出”的水态的描摹，有对“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的与滁人一起游赏的记述，有对五代兵乱战祸的回顾，有对唐亡后豪杰并起纷争局面的深沉感慨，有对滁人古朴的“乐生送死”的概述。所有这一切，都在主脑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就主脑与这些内容的关系说，皆属“制动以静，治繁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同前)。不仅编排上匠心独运，而且本文的语言也颇有特色，它不象《醉翁亭记》那样骈散兼用，韵味十足，它不用偶句，也少有藻饰，语言简淡而传神，意象超远，摇曳多姿。因此，篇幅上本文虽属短制文章，但其文笔纵横，开合曲折，却是颇值得品味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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