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 莫言：生活的荒诞性我觉得是生活必须有的内容，就像大千世界里既要有燕子也要有麻雀一样。
中国当代文学的“差”，可能是一个事实，也可能是一个偏见或者成见。或许这些偏见或者成见的存在，就与人性有关。在近日对莫言的采访中，莫言谈到自己对于人性的一个观察：“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
1写作首先要有话要说
赵本军：我注意到，有的作家在访谈里说他们在写作上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每天都写，像阿城就说他基本是用固定的时间去写，像上下班一样，写作的时间和规律上都很有保证。
莫言：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作家。我总结了一下，从1986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我的所有写作时间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五年。《红高粱家族》五个中篇，一个中篇也就两个星期，就算写三个月。《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各一个月，《生死疲劳》写了43天，每一部小说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个月，《蛙》写得长一点，顶多半年。11部长篇，一个半年的话，才五年半。大量的时间我没有写作，都是在为写作做准备。
赵本军：你曾经说过，当年你写作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吃饱饭，现在你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用再担心吃饱饭的问题了，现在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
莫言：现在的写作肯定不是为了吃饱饭了，现在写作首先确实觉得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另外就是对小说艺术的探求本身充满乐趣，像探险一样。小说艺术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老认为它已经黔驴技穷，山穷水尽，但实际上它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每一部新作都具有创新的乐趣，当然这个创新基本是针对自己而言，就是我过去的作品里没有的写法，或者作品里没写这样的人物、没有这样的结构。
赵本军：你现在身处北京，城市生活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
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生活了20年，最后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实际上我现在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要长，虽然我很少正面去写城市生活，但长期的城市生活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很多小说，早已不是纯粹的乡土小说，而是混杂了城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的作品。我觉得长期以来读者或评论界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个人是城市人或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父母是公职人员，因此这个人是可以写城市题材的。那个人出身农民家庭，本人又比较土气，因此只能写农村题材。如果这个人写了城市生活那也是不可信的。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很多出身农民家庭的作家写城市写得也不错。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城市，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写的故乡是精神故乡，而我写的城市也是精神的城市。城市或者乡村，毕竟是个环境，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的，而人，尤其是现代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到底有多大区别呢?我感到我对很多出身高贵的城里人的理解没有丝毫困难，他们的美好和邪恶我都能理解。
2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赵本军：王安忆、马原等作家纷纷出版一些关于经典小说解读的书，如王安忆的《心灵世界》，马原的《阅读大师系列》，你是否想过写一些类似的书?
莫言：我是一个不勤奋的人，我读书很难读到尾，读到三分之二就不读了。大部分作家的书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基本可以知道这个作家的路数，读到三分之二就会知道它的结局，后边翻一翻就可以了。一个读书不认真的人，没有资格写经典解读。
赵本军：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里，作家如何获得尊严?获得独立创造的快乐和价值?
莫言：要获得尊严首先要尊重他人，要把别人当人看，当你蔑视他人，利用某种优势和想象出来的优势侮辱别人歧视别人，这样的人要获得个人尊严比较困难。作家的写作尊严，体现在作家的自由创造精神，这也是快乐和价值所在。
赵本军：现在的小说，关注底层人群、边缘人群的比较多，你怎么看这些?
莫言：这是一种作家的需要，跟底层无关的一种需要，这也是一个悖论，包括我个人的写作。我写了几十年的农村，但是我的小说农民从来不看，起码大部分读者不是农民，不能说绝对没人看，但绝对是少数，读者还是文学圈里的人，还是知识分子，被描写的对象和阅读者不是一个群体，很多人是不知不觉的“被描写”。其实文学就是写人的，管他是底层还是上层，都可以写。
赵本军：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会对作品的社会影响和读者有一个预设?
莫言：没有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讲，要用文学来干预社会这个想法也是很天真的，不能排除掉在漫长的历史上，确有几部作品推动当时的某个运动、某个社会变革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大多数作品实际上还是作为一种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它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缓慢地影响人心，然后由影响人心再曲折地影响社会。
赵本军：生活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诞，你如何理解生活的荒诞?
莫言：生活的荒诞性我觉得是生活必须有的内容，就像大千世界里既要有燕子也要有麻雀一样。一个社会里只有正常的现象而没有荒诞的现象是不完整的。我们读卡夫卡的小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后来我们读东欧的小说发现荒诞跟制度没有关系，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赵本军：您认为作家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莫言：若即若离的关系，作家应该作为一个人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现实里，但是当作家拿起笔来，行使他的小说家的职能的时候，他应该是跳出现实之外，应该是居高临下地观察了现实，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应该和现实交流。
赵本军：人的创作资源是有限的，要做到不重复自己是很难的，你是如何做到尽量不重复自己?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会努力避免和那些著名作品中已经有了的人物形象雷同?
莫言：那肯定是要千方百计地来回避的，但有时写着写着是不是说我的小说人物里面也流淌着阿Q的血脉，很难说清楚的。我没有完全做到不重复自己，每次写作的时候我都努力地不要重复，但总有明眼的读者看出了哪个地方又重复了，要完全不重复是做不到的。
赵本军：迄今为止，你的作品大都围绕历史和家族故事展开，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种复杂家族关系的崩溃、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亲近和理解错综复杂的家族小说。你是否担心家族小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最终只是成为人们日后想象过往的“记忆”?
莫言：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族小说也是，只不过更错综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族小说曾是一个时代叙事的主流，此后或许会成为边缘的存在。就像曾经出现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这些类型都曾引领风骚，而今俱往矣，但并没有灭绝。家族小说同样如此，年轻的一代依然会写到家族故事，但那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族，或是他们虚构的家族故事，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们只好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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