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鲁迅即刻成为大家的杂文作品。
《穷人》小引〔1〕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2〕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3〕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4〕。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5〕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6〕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发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梭夫〔7〕为之狂喜，培林斯基〔8〕曾给他公正的褒辞。自然，这也可以说，是显示着“谦逊之力”〔9〕的。然而，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10〕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而作者其时只有二十四岁，却尤是惊人的事。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
中国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也无怪，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这回丛芜〔11〕才将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绍介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这是用ConstanceGarnett〔12〕的英译本为主，参考了ModernLibra-ry〔13〕的英译本译出的，歧异之处，便由我比较了原白光〔14〕的日文译本以定从违，又经素园〔15〕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便借了这短引，将我所想到的写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时研钻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这只好算作管窥之说;也仅仅略翻了三本书：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16〕癗曙梦〔17〕的《露西亚文学研究》。
俄国人姓名之长，常使中国的读者觉得烦难，现在就在此略加解释。那姓名全写起来，是总有三个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这书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却称他马加尔亚列舍维奇，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儿子马加尔，是客气的称呼;亲昵的人就只称名，声音还有变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尔瓦拉亚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亚列舍的女儿瓦尔瓦拉;有时叫她瓦兰加，则是瓦尔瓦拉的音变，也就是亲昵的称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鲁迅记于东壁下。
【注解】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为韦丛芜所译《穷人》而作。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六年。韦丛芜的译本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陀思妥夫斯基(W.X.ETIVTMNIYJZ，1821—1881) 通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3〕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的第三部分，录自一八八○年的笔记。这里的引文见《手记·我》。
〔4〕 “残酷的天才” 这是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题目。
〔5〕 正教 即东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东派自称正宗，故名。主要分布于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俄国等。
〔6〕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见日本拔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7〕格里戈洛维奇(E.G.[RJTRTNJ]，1822—1900)俄国作家。著有《苦命人安东》、《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文集》等。涅克拉梭失(^MYRHITN，1821—1878)，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
〔8〕培林斯基(G.[.GMJUIYJZ，1811—1848)通译别林斯基，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著有《文学的幻想》、《论普希金的作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9〕“谦逊之力”见癗曙梦《露西亚文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10〕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11〕 丛芜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12〕 Constance Garnett 康斯坦斯·迦内特(1862—1946)，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13〕 Modern Library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14〕 原白光 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15〕 素园 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16〕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1866—1941)，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17〕癗曙梦(1878—1958)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鲁迅是富人还是穷人?
近看鲁迅晚年书信，他对此都有明确的表述。这些表述，对于我们了解鲁迅的伟大人格及他的经济生活，是第一手的材料。
鲁迅很重视自己和文人的经济收入。他曾对友人说：“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需豫先积下耳。”“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为什么鲁迅要重视经济收入和积一点钱呢?除了一般“防患未然”外，主要还是当时斗争的需要。他曾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反抗政府，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使我即使被迫害，什么都不能做了，还能有饭吃。”“许多人毫无准备，一受压迫，大都不外屈服。”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进步文人有被捕、被杀的，鲁迅几次避居在外，他写的书文，不仅过去的被禁，新写的也常不能发表，使他不断变换笔名，即使这样，还常被删削，因此他的经济收入大受影响。就是这种情况，因他过去“贮了一些钱”，所以生活还能过下去。他给友人信中说：“(近来)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买卖坏，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但目下还不要紧”。 又说：“倘照现状生活，尚可支持半年，如节省起来，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则可支持更久。”
鲁迅于1927年秋天同许广平往上海同居后，至1936年逝世，这9年期间，他除开始几年受聘过蔡元培的“大学院特约撰稿员”而领每月固定薪酬300元外，其余全靠写(译)作为生。他去上海前给友人信中说：“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又说：“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然而到上海后，他很快发现：“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shu至百九十余种之多”，“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以译书维持生计，现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在给友人信中发出感叹：“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毕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容易发表，因此稿酬也多，生活总的还是优裕的。有研究者统计了鲁迅日记中这9年的经济收入，得出这期间鲁迅总收入为旧币7.8万多元，平均每月收入有700多元，合今天人民币二三万元 。有人据此认为鲁迅当属富人之列。
这是表面看问题了。
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
首先，鲁迅这点收入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且无保障。他除开始几年有“大学院”固定薪酬300元外，其它全靠辛苦写作和译作来取得。他在给友人信中说：“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鲁迅在一封信中又说：“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因此，他的写作时间都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另一封信他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口气，睡觉。”他给友人写信诉苦说：“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去写作和翻译。有多封书信谈到了这种状况：“近来因为生病，又为生活计，须译著卖钱，许多事情都顾不转了。”“上海大热，昨天室内已达(华氏)九十五度，流着汗译《死魂灵》，痱子发痒，脑子发胀。”之前鲁迅曾向一位青年作家解释说：“今年也热，我们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装电扇，即能装也无用，因为会把纸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又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日日在读名著及非名著，忙而苦痛。”总之，鲁迅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他真是“很苦”的了。
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
然而，就是这样，鲁迅还经常收不到稿酬和版税。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厉害。”“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我有三千余，与开明书店交涉至今，还是分文也得不到。”就是鲁迅亲自帮助建立的北新书局，后来也常拖欠鲁迅版税，以至有一阵子鲁迅要聘请律师，和北新打官司。鲁迅曾和友人说过，北新欠他有十七八万元。鲁迅逝世后，这位友人写文说：如鲁迅得到这批款子，就有条件易地疗养，还能活得长久些，贡献更大些。再有就是鲁迅写的书文，常被盗版。鲁迅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真是流氓的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就是鲁迅自己花钱印的书，放在书店里代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来未有不折本的。”“还有顶要紧的，是代卖店，他们往往卖去了书，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几回书，都由此倒灶的。”
此外，鲁迅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1930年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我近来做事多而进款少，另外弄来的钱，又即被各方面纷纷分散，今又正届阴历年关，所以很窘急。”这“各方面”都指什么呢?首先是家庭负担。鲁迅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北京有母亲和原夫人朱安(和雇的佣人)要全部负担 ;上海自生了海婴后，也雇了两个佣人，负担更重了。还有鲁迅的亲属，有困难和急需用处时，鲁迅也要管。如鲁迅三弟周建人的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鲁迅支付的。有一年，鲁母提出要在家乡修坟，鲁迅身边一时无现款，就给北新老板写信，要他将《桃色的云》和《小约翰》两书纸板带来，“设法集一笔现款，只好藉此设法耳”。其次是帮助人的开支。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倘我力所及，我的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真是多多。青年作家叶紫，一次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的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此外还有捐助对“左联”及一些进步刊物，他不时都有过捐款。如一次鲁迅给“左联”办《文艺群众》刊物的徐懋庸写信说：“附上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为感。”等等。总之，正如晚年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男为生活计，只能漂俘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
上述“各方面”加在一起，鲁迅的收入就入不敷出了。我们在鲁迅晚年书信中，在谈到经济生活时，不时看到“窘迫”、“窘急”、“拮据 ”这些字眼，就不奇怪了。这使他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如他在上海生活几年后，觉得环境不好，身体也日坏，一次他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上海“一·二八”战事时，他的寓所突陷火线中，共中四弹，他携妇孺避入内山书店，友人劝他搬一更好地方，他信中说：“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衰不过是想想而已。”又说：“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又如他的老母在北京，他晚年想去看望，也是怯于财力不能成行：“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本欲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就是晚年鲁迅经常生病，医生和友人都劝他搬一好住处以利病情;或到外地疗养。但鲁迅为家中今后生计以及经济考虑，都不能成行：“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较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只好停止了”。“(在苏联的作家萧三)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
这么说来，鲁迅不仅不是富人，还属于穷人之列了?也不是。鲁迅对自己总的经济状况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中上。”应该说，鲁迅是一个以写(译)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还能过上“中上”的生活。这是当时时代使然。鲁迅这样一代文豪还只能过这样的经济生活，其他文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解放后，文人作家进了“作家协会”作为“专业作家”给养起来，有“官本位”级别的固定薪金和各种待遇，生活是安逸不愁了(改革开放后，一些文人作家适应了市场经济，更有出千万、亿万富翁的)，但也出不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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