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从鲁迅先生的《“公理”的把戏》文章里，我们总能看到特色修正主义所玩弄的那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贼喊捉贼的伎俩!下文是原文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公理”的把戏〔1〕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2〕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3〕，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5〕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6〕，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8〕，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12〕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13〕;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14〕，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15〕，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16〕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17〕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2〕太平湖饭店 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3〕章士钊复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4〕胡敦复 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通告中有“许(学生)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5〕校务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6〕肉麻透顶的呈文 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7〕分润金款之利 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5〕。
〔8〕“教育界公理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9〕“土匪”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10〕“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 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12〕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顿。”
〔13〕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及其注〔8〕。
〔14〕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骗一口饭 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17〕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18〕城狐社鼠 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土地庙(社)，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鲁迅 的评价
正面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郭沫若：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负面评价
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薛涌认为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也认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此外，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众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相比于特瑞萨修女式的行动家，鲁迅缺少对平民的博爱精神。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其他评价
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表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李敖认为鲁迅在中国大陆被过分高估：“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到今天如果有人还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好，我必须说，这种人没有进步。”
王朔：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夏志清：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越来越神话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国文学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关鲁迅的著作大批出笼：回忆录、传记、关于他作品与思想的论著，以及在过去二十年间，报章杂志上所刊载的纪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中，从没有人享此殊荣。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当然，在中共把他捧为英雄以前，鲁迅已经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没有他本人的声望作基础，中共也不必费力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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