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寓言在寓言文学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发展了先秦寓言的传统，使寓言由以说理为主转变为以讽刺世态为主。
中国古代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作为一种文学体栽，在文学史上确立正式的历史地位，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为此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朝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二十一岁登进士，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时期，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得意的。顺宗即位，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不到七个月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对而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他的寓言作品主要是在被贬永州后创作的。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从而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
柳宗元创造性地将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文学意味的新文体，因而可以说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的真正完成者。以下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
一、内容丰富，寓意深远。直讽世态
柳宗元的寓言发展了先秦寓言的传统，使寓言由以往说理为主转变为以讽刺世态为主，比较广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流弊与病态，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先秦时期，寓言主要是为阐述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寓言在这一时期往往成为阐理说教的手段，如《孟子》的“攘鸡”，宋国的大夫戴盈之在跟孟子的谈话中，表示愿意取消部分捐税，但又说今年只能减轻，明年才能取消，其宣扬的是儒家的“仁政”;《庄子》的“庖丁解牛”，则提倡道家的“顺应自然”，说明他的养生哲学：《尹文子》的各篇寓言，全是阐述名家关于“名”、“实”的见解;《墨子》的几段寓言，则是推行墨家“兼爱”的主张。《韩非子》的寓言更是如此，被用来系统地、完整地、全面地反映法家思想服务，“守株待兔”讽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董阏于”，宣扬了治理国家要实行法家的“必罚明威”的主张，严厉实行法制，才能政绩卓著;“自相矛盾”，是“贤”、“势”不两立的形象勾勒。《战国策》成篇累牍地记录了纵横家的言论，这些政客们运用和编造了大量寓言，为他们的“纵横捭阖”服务，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苏代为了制止赵国攻打燕国，在赵王面前说了“鹬蚌相争，渔父得利”的故事，他把燕赵比作鹬蚌，把秦国比作渔父，给想入非非的赵王当头喝棒，使他从这浅显的故事中猛然醒悟，终于放弃了战争的计划。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的，讽刺是第二位的，或可有可无的。讽刺的特点一直到柳宗元的寓言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而极有思想性与战斗性。
柳宗元寓言里反映的生活，可以说是唐末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以致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制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的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相互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其次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
柳宗元的《三戒》是著名的讽刺作品。作者在序里写到“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临江之麋》写麋得主人的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物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组画。《大鲸》写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海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食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作者讽刺和警告唐朝那些专横跋扈的藩镇与世家大族。他们使国家动荡，人民遭殃，但自己也免不了覆灭的下场。及其他一些以“传”名篇的作品，实际上都是讽世寓言，写了这种小虫“行遇物，辄持取，昂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从这则寓言中我们看到唐代官场乃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丑态。《李赤传》借一个离奇的故事讽刺那些狂妄自大、欲迷心窍、好恶莫辨、执迷不悟的人。结尾作者写道：“柳先生日：‘……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真乃是入木三分。《永州铁炉步志》讽刺了只看门第不辨贤愚的恶劣风气，批判了门阀制度与世袭制度。“今山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日：‘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日：‘久矣，其先也。’”当时切中时弊，今日仍可借鉴。《猿与王孙》这篇影射中唐政治斗争。猿比喻革新力量和清廉官史，利国安民，王孙比喻保守贪婪凶狠祸国殃民的守旧势力，他们势不两立。
在柳宗元的寓言里，哲理的性质减弱了，甚至消失了，而讽刺的特色十分鲜明地突出来了。
二、故事完整、短小精悍、语言峻洁
柳宗元长期的贬谪生活，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体察，体现在寓言创作中形成了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的特点，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像和夸张，创造了生动形象，同时，他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形式。如生动地刻画了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物形象，短短的一百来字，写得既平常又深刻。《三戒》中刻画了社会上三种典型的人物，短小警策、含义深远，有的放矢，爱憎分明。《黔之驴》中写老虎对驴的戏弄挑逗：“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语言简练峻洁，老虎、驴子的形象栩栩如生。
唐宋前的寓言往往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是种修辞手段，主要是采用比喻论证来说明道理。如前文的“鹬蚌相争，渔父得利”。再如《庄子》中的“勿卤莽灭裂”管理长梧地方的官史，向子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子牢就告诉他“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然后又说过去他种过庄稼耕地时马马虎虎，庄稼也以稀稀拉拉的果实来报酬他;除草时，急急忙忙，损伤了苗的枝叶和根基，庄稼也就以瘪瘪空空的果实来报酬他。到了第二年，改变了耕作方法，精耕细作，结果庄稼长得很好，果实很多，终年都饱饭吃。在这里子牢以种庄稼的规律比喻管理政治的规律：决定政令不要粗疏随便，治理人民不要简单粗暴。付出什么样的劳动，就有什么样的收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柳宗元的每篇寓言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精彩的描绘，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形象。
柳宗元的寓言都是独立成篇的，虽然有时他发两句议论，那是为了点明寓意，使主题更加明朗化。如前文的《李赤传》中作者最后写到的柳先生目的部分，点明主题要想真正能明辨是非、取与、向背，必须要修养自己的品行，做到不被欲望、利益、爱好、憎恶蒙住心窍。他的每篇寓言，都抨击了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勾勒出各种人物嘴脸，形象鲜明，有着强烈的社会气息。
总之，柳宗元的寓言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他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把寓言这种文学样式发挥的淋漓尽致，也为后代的寓言家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