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诗文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在散文创作领域皆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柳宗元倡导古文,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创作不仅变一时之文风,且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刘禹锡的散文也极具特色,能“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四库全书总目》)。然而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位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都与前代的文学传统存在着继承关系。柳刘二人皆博览群书、学识不凡,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均十分注重继承和积累,强调学习和借鉴前人的优秀作品。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曾云:“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刘禹锡对自己青年时代勤学苦读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描述,自云:“畋渔于书林,霄语途话,琴酒调谑,一出于文章。俄被召为记室参军。会出师淮上,恒磨墨于上,或寝止于群书中。”
探究刘柳散文各自的取法渊源,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他们散文的特色。首先看柳宗元,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作文应该“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而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不仅如此,还应“参之谷梁氏以历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他将《书》、《诗》、《礼》、《易》、《春秋》五经作为文章取法之源,视儒家经典为学文的根基,认为这些典籍是作文者首先应该取法的对象,只有通过学习这些经典著作才能掌握文章创作的要领。同时,他又要求学文者能够旁搜远绍、广泛涉猎,在精研儒典之余,旁及子史,并将《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也列为取法对象,认为研读这些著作能使文章情韵不匮而负有气势,条理清晰而逻辑严密,文辞洁净而幽深妙微。与人谈及作文之道时,他强调应“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宋人吕祖谦和王应麟皆认为柳文多处效仿《国语》,如将《国语》与柳文加以比较,的确可以看出这点。例如,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的风格确有类似《国语》之处。但他善于学习,并非刻意模拟,能吸取《国语》行文的妙处而加以变化。先秦诸子的文章,柳宗元最爱《韩非子》,其论说文多受其影响。除了儒家经典和诸子散文外,柳宗元评价最高的是西汉文章,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他认为“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指出殷周以前的文章重质轻文而过于朴直,显得简单而粗糙,魏晋以后的文章唯求形式而失于靡荡。既不简野又不靡荡,文质兼备、折中而行的惟有西汉之文,文至东汉,则又衰落了。应该说柳宗元的论说文和赋体文是其最具特色的两类文章,而西汉文章中成就最高的也是这两类,从中可见柳文与西汉散文的关系。柳宗元十分喜爱扬雄的文章,曾为《法言》作注。刘熙载指出柳文修辞炼字的方式多得益于扬雄之文。柳文还受到《史记》的影响,例如《游黄溪记》篇首几句的笔法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极为相似,显然是导源于此文。因此,韩愈曾指出柳文具有雄深雅健的风格,类似司马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笔法多受《山海经》和《水经注》启发。他在重视西汉文章的同时,也不偏废六朝文赋,披沙拣金、多有采撷。正是其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取法方式,造就了柳文变化莫测、富于创造的独特品格。
与柳宗元一样,刘禹锡也广泛学习前人的作品,注意兼收并蓄。首先,他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自幼通习《诗经》、《尚书》,权德舆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观省序》中就曾提及禹锡幼年已能熟诵《诗》、《书》一事。刘禹锡自称喜爱《谷梁传》、《国语》、《史记》等文章,在他的散文中可以找到这些文章的影子。前人还曾指出过刘文仿效《离骚》、《荀子》、《韩非子》、《鬼谷子》、《汉书》以及六朝骈文辞赋的痕迹。宋人洪迈曾指出刘禹锡《因论・儆舟》一文对《汉书・蒯伍江息夫》以及《荀子・成相篇》的成功模仿,并说明其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在模仿的同时形成自己的行文节奏,使得文章音节铿亮、富有韵律,因而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宋人王应麟同样指出刘禹锡《因论・叹牛》中“员能霸吴属镂赐,斯既帝秦五刑具,长平威振杜邮死,垓下敌禽钟室诛”和《因论・儆舟》中“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等文句对《汉书・蒯伍江息夫》的效法,而明人杨慎则认为禹锡的上述文字发源于《韩非子・内储说下》中“门人捐水而夷射诛”六句。王氏还指出刘禹锡《口兵戒》一文对《鬼谷子》的效仿。近人林纾认为刘禹锡《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吏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一文凝重的句式和典丽的措词,出自于班固的《汉书》;还指出禹锡的《吊马文》发源于《离骚》,并带有六朝骈文辞赋的气息。总体而言,刘禹锡散文创作取法广泛、转益多师,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汉代刘向和班固的文章。刘禹锡自称是汉中山王刘靖的后代,与汉景帝有血缘关系,而刘向也是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这可能是导致他格外推重刘向文章的一个原因。刘禹锡的一些文章宏通辩博、典雅厚实,确实很像刘向的文风;而刘禹锡的碑志大多深厚严密,与班固《汉书》句式整饬、沉稳密丽的文风极为相似。刘禹锡的寓言短论则受诸子散文的影响较深,在《因论》七篇中作者皆以“刘子”自称,显然有模仿先秦诸子的意味。
总的看来,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散文取法对象上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首先,二人在取法对象的选择上皆有着开阔的视野, 能够纵横百家、广泛学习,较之“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的韩愈以及古文运动前驱者萧颖士、李华之属是更为高明的;同绝大多数传统文人一样,刘柳二人的散文创作都注意学习和借鉴儒家经典。但相对而言,柳宗元更强调这一点,而刘禹锡则受诸子散文影响更多一些,这也许是柳文较刘文更为后人所看重的原因之一;二人对《谷梁传》和《国语》都很感兴趣,其峻洁缜密的文风对二人的文章均有影响;屈原的《离骚》对二人的影响也很大,二人文章多具象征性和讽怨性,正是出于对《离骚》精神的继承;对于汉代的文章,刘禹锡于两汉之文都很推崇,除了喜欢刘向的文章外,还多效法《汉书》,柳宗元则偏爱西汉;二人皆爱读司马迁的《史记》,然柳文受其影响更深,其单行奇字、疏荡跳踯文风皆导源与此;六朝的辞赋骈文则对刘文的影响更大。例如《唐故相国李公集纪》等文,词彩和句式显得密丽典重,接近六朝的文风,这是柳文中所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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