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不少文人都途径过巴渝地区，并写出不少杰作，刘禹锡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刘禹锡巴渝文学，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出生于嘉兴。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哲学家，有“诗豪”之称。穆宗长庆二年(822)，他迁谪夔州正月，直至长庆四年(824)夏天，被奉调为和州刺史。刘禹锡在巴渝地区待了近三年时间，就在夔州任职期间，他关心民瘼，重视民歌，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共创作诗作约五十六首，文十几篇。其诗歌上的成就最为明显，不仅内容多，而且都很有特色。
一、刘禹锡巴渝诗歌的主要内容
刘禹锡被贬夔州，这使他有机会领略巴山的自然风光，同时通过和底层的劳动人民接触，了解了巴山的民情与风俗，为其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在夔州生活期间，所写下的诗歌主要有竹枝词和赠别诗、咏史诗、咏物诗等。根据所写夔州诗歌的内容，主要分为三类：
(一)反映巴渝地区的民情风俗的诗歌
巴渝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如种地皆畲田刀耕火种，民间娱乐活动皆流行演唱竹枝歌。刘禹锡被贬夔州，对当地的风俗民情都深有体会，且写进了自己的诗歌。刘禹锡的《畲田作》和11首《竹枝词》最为著名。《畲田作》云：“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由来得地势，径寸有馀阴。”畲田是采用火种刀耕的方法来耕种田地，三峡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采用这种耕作方式。《畲田作》这首诗歌是巴人烧荒播种过程的生动写照，真实再现了巴渝地区老百姓辛苦劳动的场面，犹如一副形象风俗画。
刘禹锡漂泊三峡期间，认真学习巴渝民间歌谣，并能“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新唐书刘禹锡传》)，从而拓展了唐诗发展的新境界。竹枝词又名巴渝词，是流行于三峡地区的民间歌谣，它以歌唱男女爱情和民间生活为主要内容。刘禹锡、白居易配合歌曲，以七绝声诗摹写土风民俗，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民歌风格的“竹枝词”体。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十一首，全以巴山蜀水为背景，摹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其中的“楚水巴山江水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二)反映巴渝地区风景名胜的咏物和咏史诗
刘禹锡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诗人，他生性刚毅，心胸开阔，有豪放之气。虽谪居夔州偏僻之地，也难免有苦闷和哀怨。但他始终没对生活绝望，而且总是保持着顽强的斗志，用乐观的态度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并写下反映巴渝地区风景名胜的优秀诗篇。最具代表的诗歌有《酬乐天扬州处逢席上见赠》、《巫山神女庙》、《蜀先主庙》等。刘禹锡的咏史诗，大多高屋建瓴，思想深刻，精炼留策，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他在夔州时创作的咏史诗代表作是《蜀先主庙》：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诛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官前。”。
夔卅I在三国时期是蜀国的地方，蜀先生庙即蜀汉开过先主刘备庙，故址在夔州奉节县东的白帝山上。全诗通过巴渝地区的古迹，运用盛衰对比的手法形象总结了千古胜败兴亡的历史规律，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为唐王朝巩固政权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三)朋友间的酬唱赠答诗
刘禹锡被贬期间，与朋友间互相酬唱赠答诗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类诗歌数量不少，主要有《和乐天题真娘墓》、《和乐天拓枝》、《和东川王相公新涨骚池八韵》、《宣上人远寄贺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继和》等。这些诗歌中，刘禹锡喜欢围绕某一个主题和另一个诗人唱和，前两首诗是同好友白居易的酬唱诗，其中的《和乐天题真娘墓》一诗是他们就虎丘山寺侧的贞娘墓为主题互作的诗歌。其诗云：“蘑卜林中黄土堆，罗襦绣黛己成灰。芳魂虽死人不怕，蔓草逢春花自开。幡盖向风疑舞袖，镜灯临晓似妆台。吴王娇女坟相近，一片行云应往来。三全诗都是围绕“真娘”这一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而展开笔墨，由真娘墓的现状，发挥想象，想到真娘的舞袖，想到曾经的梳妆台，最后又用巫山神女事暗示吴王和真娘。
二、刘禹锡巴渝诗的艺术成就
(一)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刘禹锡长期流贬巴渝等少数民族丛居的边远地带，他每到一地都能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与当地人民密切交往，主动深入民间采风，有意识地去“俯于逵，惟行旅讴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穑艰难是知。云山多状，昏旦异候。百壶先韦之饯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观民风于吟啸之际，展宸恋于天云之末。”所以，他写下了大量的反映巴渝人民劳作婚嫁、语言物产、风情民俗的诗歌。这些诗歌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在中唐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柳宗元、李贺等著名诗人之外独树一帜，特具风格。
(二)善于学习民歌，创作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歌体诗
夔人好歌舞，也善歌舞。在唐朝时，民间有赛歌、对歌之风。每逢节日及祭祀大典等比较盛大的集会场面，人们都载歌载舞以表达内心欢愉之情或祈求神灵护佑风调雨顺家人安泰。《竹枝词》为巴渝民歌，也是当时在巴、楚地区民间流传很广一种民歌。刘禹锡到夔州，便很快被当地的这种民歌所吸引，并且自己也参与其间，创诗作词，踏歌起舞。正如诗人在《竹枝词引》中所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正是继承了《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和提高了民歌，写下了《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等大量民歌体诗的优秀诗歌。同时，这篇序言还向我们介绍了民间《竹枝歌》的音律及伴奏乐器、内容、格调，描绘了“扬袂睢舞”，即手挥衣袖，目光随衣袖飘飞而转动的栩栩如生的歌舞场面，赞赏其“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音”。后人在评论刘禹锡的《竹枝词》时，亦认为其主要特色便是“含思宛转”。
总之，刘禹锡在巴渝期间的诗歌创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诗歌带有一定的特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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