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文章艺术

2024-08-21 李商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李商隐的文章艺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李商隐的文章艺术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人。“或言英国公世积之孙”，他也自称“我系本王孙”。然而，源自皇室的尊贵血统并没有让他的人生仕途一帆风顺。他身怀经世治国的雄心大志，然而仕途不顺，虽早年得到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赏识，“奇其文，使与诸子游”，又“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得王茂元喜爱，成为爱婿。由于令狐楚、王茂元二人各为牛李两党要人，处于二者之间的李商隐虽无心党争却无辜受累，导致其一生都在各个幕府间以幕僚的身份辗转流徙，“名宦不进，坎坷终身”，满腹经纶终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虽两次入京为官，但秘书省校书郎和太学博士与他在幕府中担任掌书记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以文入仕，以文终仕。他将不得志的苦闷愁情倾泻在所写的文章中，一生写了无数的文章，却大半“火灼墨污，半有堕落”。但他的文章带有他个人的生命痕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他艺术生命的重要成分，值得后人仔细研究。

　　李商隐的文章大部分是骈文，是他在幕僚生涯中应他人要求或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创作的;而他的古文只有极少数，但“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所以古文也具有很重的分量。但历代以来的研究者大都重诗而轻文，造成后人只知有“玉溪诗”而不知有“樊南文”的状况。

　　一、刚劲、独特的散文(古文)

　　樊南文的主体虽然是骈文，但从李商隐的一生和写作经历来看，他最早是从古文开始写作的，并且成绩很好。在古代文学史教材关于李商隐的讲述中，对他的古文却未曾提起过。这不管对李商隐的文学成就，还是对唐代古文的发展都是一个缺憾。李商隐的古文写作是向他的堂叔父学习的。李商隐自幼丧父，他和弟弟便随其堂叔父学习。他的这位堂叔父自幼通晓五经，擅长散文、古体诗、文字学和书法，对盛行的骈文和近体诗都不感兴趣，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李商隐对这位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叔父极为尊敬。且由于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和骈文在唐代的衰落，除公文以外的日常写作都通行散文。李商隐在这两种情况的影响下，自幼就写得一手好古文。但由于他十六、七岁时转而跟令狐楚学习今体文而中断了古文的写作，对所作古文又缺乏整理，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散文流传下来的就更少，连其成名之作《才论》《圣论》都散佚不见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李长吉小传》《白傅墓志铭》等少数几篇。李商隐的古文虽然数量少，但艺术成就很高。其中为李贺所作的《李长吉小传》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在这篇小传中，李商隐对李贺形貌的描述用笔极为简约：细瘦、通眉、长指爪。字虽少，但却抓住了李贺最突出的特点：极瘦，眉毛几乎相连，指爪很长。李贺的形貌随着这三个词而活现在纸上。接着，叙述了李贺随时收集字句作诗，活画出一个诗人的神韵。二者结合使得李贺形神兼备。最后描述了李贺临死后入天庭为官的事情为这位诗人的人生添加了神秘而传奇的色彩，既包含了对李贺的祝愿和安慰，又隐含了对让李贺不得志的现实世界的讽刺。而最后的议论将惋惜和讽刺表达的更为直接，令人自然地联想到他的诗歌：“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笔锋凝练犀利，语浅而意深。他的另外两篇小品文《齐鲁二生》(《程骧》《刘叉》)描写了一个因知晓家财是不义之财而散尽家产，自力更生的程骧和一个任侠用气最后却折节读书但始终任性高傲的刘叉。故事精练而寓意深刻，体现了李商隐对高洁的品性的赞赏。

　　对于李商隐的这些古文，章学诚在《李义山文集书后》称：“其文在孙樵，杜牧间;纪事五首、析微二首，颇近元、柳杂喻，小有理致。”他的古文不仅精练峭直，而且思想独特“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挡，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如他在《上崔华州书》中的“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耶?盍愚与周公，孔子具身之尔。以是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就大胆地提出为文不拘泥经史圣贤，重在亲身体会的道理。这也是他的文章能流传千古的原因。这种不迷信圣贤，敢针对圣贤提出异议的观点在《让非贤人事》一文中针对孔子的“礼让”提出贤人应该当仁不让而更加明确。

　　二、华丽而有气势的骈文

　　骈文是李商隐一生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文体，是樊南文的主体。李商隐写作古文是由于其堂叔父的教导和影响，而他走上骈文的写作道路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

　　得令狐楚赏识和提拔不但是李商隐人生的转折点，更是他开始骈文写作的始因。骈文在唐时虽然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处在逐渐的没落中，在日常写作中已不常用，但却始终是晚唐官场唯一通用的公文文体。令狐楚身居高位，擅长今体文的技巧。李商隐因出众的才华被令狐楚赏识而跟随其左右，令狐楚将骈文的写作技巧尽相传授。李商隐非常感激令狐楚的教导，为此在他的诗中写到：“自蒙半夜得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并且自此后在骈文写作上不能自拔，连他的弟弟要他再写古文的劝告都未曾听从。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骈文本身的魅力所致。骈文是一种极为讲究体式、韵律的美文，骈文精巧华美，几乎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品。另一个原因是李商隐一心想跻身政治，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骈文就成为他入仕的必要方法和手段。但李商隐的仕途并未因善文而像他的恩师令狐楚一样平步青云。因他在受恩于牛党要人令狐楚后，又成为李党的重要成员王茂元的东床快婿和弟子。虽无心于党争，却成为其中的牺牲品。他的一生只能是在各个幕府中辗转做一个文字秘书式的人物。仕途的坎坷，于他自身是一场悲剧，却成全了他的文学创作。这种悲剧式的成全除了表现在诗歌上外，还体现在了他的骈文创作上。

　　李商隐的骈文从写作的目的和需要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代人立言的公私文书;另一类是因自己的需要而作。李商隐奉命代人立言所作的文章占骈文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表、状、启、牒等公文。对于轻视骈文的人来说，这种充满官场套话的近乎僵化的文章更是没有一点实用意义和价值。但李商隐的这一部分文章既具有实际的用途，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些公文每一篇都是应一个实际的需要而作：如令狐楚、王茂元等人临死时要李商隐写的遗表就是向朝廷提出最后的谏议，表达最后的忠心;又如代华、陕二州所作的贺表是为了恭贺会昌改元，大赦天下的喜事而作;再如檄表《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劝诫叛军，宣扬军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骈文本身就具有字词句方面的约束，又是代人而作，所以在写作时所受的约束就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很少。但李商隐却能将自己的感情与所代之人的情绪合二为一，以“感同身受”的角度着笔，化呆板为典雅而得体。在这种“别人的文章”中他还能巧妙的用别人的话抒自己的怀。如在前面所提的遗表中，借恭贺之际提出希望朝廷抚恤苍生、举贤任能的建议。一方面是借别人的口发自己对政事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政治才能能得到赏识，有一展才华的机会。这是李商隐有才而不得伸却又不甘埋没时唯一可以做的。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代彭阳公遗表》中希望朝廷可以“昔加鸿造，稍霁皇恩”使甘露之变以来被贬戮的人“殁者昭洗云雪，存者濡以雨露”。就是这些极有见地的语言使这些公文有了更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一类文章在樊南文中最讲究技巧：极工于隶事用典，极讲究对偶音律、辞藻华丽，可以说是标准的骈文样式。这类文书主要是官场文书，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另一类为别人所作的私人文书如《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则表达了他对已失势的李德裕的尊敬，毫不畏惧因此而惹怒权贵，体现了他正直高洁的品性。他的这种清高正直，不向权贵献媚邀宠的品格也体现在他向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眷顾的书信中，这种气格使文章的格调提高，冲淡董乃斌所认为的“格卑气弱”之感。

　　李商隐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写的骈文包括书信和祭文。这些书信有如前所提到的陈情文如《上令狐相公状》，有表达他文学观点的如《献侍郎巨鹿公启》，有表达夫妻情深，婉谢赠美之情的《上河东公启》。这些文章由于是书信式的格式，所以不如他奉命所作的公文那么讲究用典，显得自然朴实。但仍是以骈文为主，间或加以散文句式，使文章显得更灵活。骈散间杂的句式融叙事、说理、抒情于一体，“叙述则疏宕有致，说理则精辟无累，抒情则凄婉动人。”骈文在李商隐的手中显得如此的精巧华美，其重要的原因是李商隐高妙的诗歌技巧对文章创作的深刻影响。骈文和诗歌在形式和要求上有一定的共同点：讲究节奏韵律，注重对仗、用典。李商隐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尤其精于律诗、绝句。所以钱钟书先生独到的提出樊南文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的观点。骈文有诗歌的语言、情韵，如“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汗阴抱瓮，宁取机心?”就是两句对仗工整的诗歌句子，语言如诗歌语言一样的凝练，节奏明朗。类似的例子在李商隐的骈文中是极为常见且精巧的。他的这种以诗歌的手法写骈文的创作方法使他的骈文具有独特的风格。

　　祭文虽然在骈文中的数量极少，但它却是骈文中的精华，是李商隐骈文中最为所人称道的。孙梅在《四六丛话》中高度评价道：“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可见，李商隐的祭文是以文辞清丽，感情哀凉而浓烈得胜。他的祭文也用典较少，骈散间有，使得抒情叙事更加淋漓尽致。

　　令狐楚和王茂元都对李商隐有重大的恩情，因此两人的死令李商隐备感哀伤。《奠令狐相公文》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便以二人对他的知遇之恩为载体，抒发了他的哀悼之情，深沉而又浓烈。他的祭亲人的文章是感情最丰富的。《祭小侄女寄寄文》一文在他的骈文中可算一个特例：通篇不用一典，全用白描的手法来抒发“倍切他人”的“犹子之谊”。以近乎父亲的口吻回忆小侄女“四年方复本族”却于数月后即死去，当看到仍活着嬉戏玩耍的其他侄子时，怀念的思绪更浓。浓厚的感情使作者将死去的小寄寄仍当做活着看待，因此不由得担心她“朝饥谁抱，暮渴谁怜”，给予她“华彩衣裳，甘香美食”。这种生却不能相见的伤痛更胜过死别之痛，读来令人肝肠寸断。《祭裴氏姊文》则突出体现了他的“樊南穷冻”的遭遇，在对姐姐的祭文中加入了他身世坎坷的经历，使人更能体会到乱世之中相依相偎的亲人失去时那种犹如“断手解体”的痛。

　　李商隐的三类骈文各有各的特色：奉命代人立言之作以隶事用典为最大特色;私人书信以灵活清丽为特点;祭文则以情为胜，用情动人。他的文章之所以被后人称道，具有一定的价值，除了高超的文学技巧外，还因为这些文章中时时处处都有李商隐的思想、情感、灵魂。如在奉命之作中见缝插针式表达自己的政见，私人信件中所表现的“樊南穷冻”。

　　李商隐的骈文虽一度被冷落，但在骈文史上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孙梅评为“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影响极为深远，近到宋初流行三四十年的“西昆体”，远至清代的骈文创作，被清代文人认为是骈文的经典。唐代是骈文渐趋没落的时代，而李商隐使骈文重新发出生机。他“融合了徐、庾和陆贽两派所长，既多用事典以避免直言，又要兼具叙事与抒情两种技巧”，被认为是骈文的第二次改革。

　　拓展资料：李商隐的生平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辖沁阳市、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辟为书记。王爱其才，招为婿。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生，46岁便忧郁而死。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有《李义山诗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2]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5-6]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6] 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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