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古诗吧，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那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李商隐古诗词对宋诗的影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中国文学史的大家行列中，李商隐无疑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不仅是指凡杰出作家都具有的独特艺术内容、形式、风貌与个性，而且是指蕴藏在这些形式背后更加深刻的内涵。李商隐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李商隐的诗歌对王安石诗风的影响
王安石于唐代诗人中最尊崇杜甫，并且他坚信“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因而他的这一评论实际上也是对李商隐诗的推崇。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早期作品往往“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有时不免浅露，到晚年转学唐诗，“博观而取约……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前期与后期风格的明显改变，想必与其推崇杜甫、激赏义山学杜的诗作是分不开的。就整体而言，王安石的诗以意胜，重议论，风格峻直明快，与李商隐的诗以情胜，重含蓄，风格朦胧缥缈很不相同，很难将他们的诗歌创作放在一起比较，考察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王安石既推崇杜甫，又激赏义山学杜的诗作，但他自己的诗中承商隐学杜一脉的作品却不多见。王安石真正受到李商隐影响的是他的咏史七绝。顾嗣立《寒厅诗话》云：‘深得玉生笔意’”。王安石的七绝措辞委婉，以有限之言寄托无限之情思，这正符合李商隐七绝诗的特色，清代叶燮《原诗》中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百代无其匹也。” 下面对比一下李商隐的七绝《贾生》与王安石的同题七绝《贾生》：
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天问鬼神。
王安石《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两首绝句都是借贾谊召对宣室之事，寄托自身感慨的典型。李商隐此诗通过宣室夜召，君王前席垂问的表象，深刻地揭示了在这一表象掩盖下仁人志士被视同巫祝，怀才不遇的实质，讽刺君主弃贤才而信鬼神的腐朽面目。而王安石却反李商隐之意，认为汉文帝并未薄待贾生，因为他提出的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都先后得以实行，比起那些“爵位自高言尽废”的千万公卿，贾生实际上已经得到了重用。李商隐认为贾谊似遇而实不遇，而王安石认为贾谊似不遇而实遇，两人虽然持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是为翻案而翻案，故意标新求异，而是都有所寄慨。而从上例可以看出，李商隐以议论入诗的这一特点，深深影响着王安石的诗歌创作。
2、李商隐诗歌对黄庭坚的影响
在王安石之后，北宋后期的黄庭坚与及其江西诗派也同样深受李商隐的影响。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构思奇巧、意象新奇、音节拗峭、炼字对偶奇特不凡等特征，形成生新瘦硬的风格。”这似乎也与李商隐深情棉邈、典押绮丽的风格迥然不同。这里仅从用典上的传承来讨论一下黄诗受李商隐诗歌的影响。
李商隐是唐代诗人中用典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他大部分的诗作中，这种用典都是成功的。他的用典不但非常丰富妥帖，而且往往精切巧妙，显出一种奇趣。他借经籍史迹、传说神话来表现生活，这些典故使他的诗意蕴更加深沉。黄庭坚高倡以才学入诗，他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主张在用典方面“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他的用典搜罗范围广泛，构思也相当别致。如《寄黄几复》这首诗中“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前一句用《左传》中语，但是却与原句截然不同，真切地传达出诗人与黄几复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一句则是常见的事典，诗人在其后加之以“谢不能”使诗意陡转。对比两人的用典，他们在演绎原典，集合提炼，熔成新境的手法上，如出一辙。
黄庭坚诗中用典极多，但并非简单地对典故加以堆砌，而是在意义上也加以熔炼，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仔细辨析，其用典在接受李商隐风格的同时，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黄庭坚总评”中对两人的用典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李商隐的最起影响的诗和西昆体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的诗来，要繁复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辞藻也常常只是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从钱钟书的这段精彩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用典的异同。这也是黄庭坚的诗歌受李商隐诗影响，却又不完全限于模仿的成功之处。
3、结语
通过这篇文章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李商隐的诗歌对宋诗的影响。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坚信“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对李商隐的诗歌极为推崇，尤其是李商隐的七绝中，以议论入诗，对历史人事发表新见卓识，以借端寄慨的翻案之作，更是对王安石的七绝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后，黄庭坚在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过程之中，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用典方面，黄庭坚诗中用典极多。与李商隐诗歌相比，两人在演绎原典，集合提炼，熔成新境的手法上，如出一辙。黄庭坚在接受李商隐风格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并非简单地对典故加以堆砌，而是在意义上也加以熔炼，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人物评价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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