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离骚的区别

2022-09-28 离骚

　　《诗经》和《离骚》是诗歌的源投，开启了我国诗歌兴盛的局面。下面是诗经和离骚的区别，以供参考。

　　诗经是诗集，群体创作，编者不详。离骚是个人作品，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得是诗经和楚辞有关系——他们是中国诗歌的两大肇始。

　　诗经是现实主义的先祖，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先祖。

　　时间上诗经是春秋中叶之前的作品，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作品。二者并无传承关系。

　　诗经大部分是风，即民歌，没有单独的作者，可以说是群体创作，楚辞则大部分是个人作品，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

　　历史地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拓展阅读：《诗经》、《离骚》象征问题分析

　　在对先秦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每当我看到对以《诗经》、《离骚》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用以“象征”一词进行分析、评价时，心里总是会浮现出一个疑惑，就是当我们用“象征”这个词，或者“象征手法”这种术语分析、品评中国部分先秦的文学作品时，当“象征”作为一种批评术语和艺术手法被我们广泛使用的时候，其实这其中所运用的内涵、准则是不是都是来自于西方的“象征”概念呢?而我觉得，更适用于中国先秦文学的同类术语或者说更能充分体现这种所谓“象征”关系的，当属能充分体现“象”与“意”之体系关系的“比兴”手法。不同的是，这种手法是一种对通过对“比兴”立体化、系统化的使用，而达到“立象以尽意”的效果。我想，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比兴”与“象征”的区别，来发现到底哪种术语更适合于我们的先秦文学作品。

　　“比”就是“譬”，比喻、比拟、比附，所谓“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通俗地讲就是与比喻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即打比方。根据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特点把某一事物比作另一事物，使抽象的事物(情感)得以物化、具体，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白直接。而象征则不同。我们的古人没有明确提出“象征”这个概念，“象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意为 “一剖为二，各执一半的木制信物”，但随着词意的不断衍生，如今的“象征”的意义渐渐的演变为以一种形式代表一种抽象事物。按照西方文艺理论对于“象征” 的严格定义来说，它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并不仅仅是用一事物来代替、比方另一物，而是用一整套完备的“客观对应物”来暗示诗人抽象的或不便明说的思想及感情的方法。而这种成系统地意象与考验读者认知能力和理解水平的暗示多半会使诗人所要表达的“抽象”(情感、意图)转化为了另一种较为易于理解的“抽象”，所以说“比”就是把抽象的本体具体化，而象征则可以是把抽象的本体再次抽象化。

　　“兴”就是“起”，指触景生情的艺术联想，所谓“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通俗地讲，就是现实中的形象(物)触发并引起了诗人的联想从而引出了情。它的重点在于“引起”，而“物”与“情”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兴”不需要概念和推理，只需运用活生生的形象并对它们加以选择和强化就可以抒发诗人想要表达的感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法，也是它与“象征”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象征”势必要用某些概念推理的方法来暗示被象征的意象或重组象征符号的。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象征’可以定义为表现思想和感情的艺术，这种表现既不是直接将思想和感情表述出来，也不是通过与具体的意象进行明显的比较而给它们以限定，而是暗示出这些思想和感情是什么，并且通过使用不加解释的象征符号，在读者的心里将它们重新创造出来”①。同时，史蒂芬·马拉美给出了另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应该通过一系列客观对应物暗示出来”，这里的“客观对应物”不是像“比兴”手法所表现的那样以一物譬一物(情)或以一物起一情，而是“能激起那种独特情感的一整套物体，一系列境遇，一连串事物”②。所以，严格地“象征”应当是把诗人的真实思想、情感隐藏进能够穿透现实、进入观念世界的各种意象融合在一起的三维立体的意境。具体就是隐藏本体、只有喻体的“比”，加之只言“他物”不全引出“所咏之辞”的“兴”，让这样的“比”和“兴”组合成一个不加说明解释的完整意境，再由读者自己去体会、揭示，以得到诗人的真实思想、情感状态。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性的活动，即由诗人和读者共同参与，互动地分享一份思想或情感。故而，我就由此认为按照西方对于“象征”的定义来说，包括《离骚》在内的我国先秦文学作品都不能算是完整而又成熟地使用了“象征”这一手法。

　　比如说《诗经》，这里面有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其实使用的都不是象征手法。以家喻户晓的《关雎》为例，其中的第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河州上和鸣的鸟儿，来“兴”起君子对淑女的追求，以动物的形象来代指男女的交好。如果是用象征手法来完成，就不会轻易地出现后一句解释来打破意境、揭穿暗示、破坏象征符号而直接道出真实意图。再比如，诗经中具有象征意味的植物也有很多，这些植物各有其含义，要结合全诗主旨来理解。比如《桃夭》中的“桃花”象征着待嫁女子的美貌，《氓》中的“桑”表示女子的年轻与年老。但在这里所谓的“象征”实际仅仅只是“比”的意思，它们所符合的是关于 “比”的定义，而非“象征”的前述特点。

　　所以同样的，我也认为《离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之作。王逸《离骚经序》中说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与《诗经》中片段的比喻和联想不同，《离骚》在鸿篇巨制中系统地完备地建立了一系列几近于立体的意象，几乎处处都是象征符号。他把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有了人的意志;他用“蕙纕”、“揽苣”、“ 芰荷”、“芙蓉”等异花香草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格;他以自己为女子，以男女关系暗示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暗示小人妒贤;以求媒之人暗示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暗示君臣遇合，以驾车暗示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暗示国家法度等等。我们就举其中最主要的忠君爱国之旨的象征表现来分析。例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世浑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在这里，作者以托媒求女比喻通君侧的贤人，以“鸩”、“鸠”来比喻媒人的不可靠。寄托诗人愤世嫉俗，对君王身边的奸佞嗤之以鼻，同时又对自己怀才不遇之境况的自怜自伤。这其中使用的最多的修辞手法实际是“比”，通过比喻烘托比较完整的形象，便于后来的读者去领悟其中蕴含的深意。既是比喻就是“比”，既是寄托就是“兴”，这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象征。与现代西方象征主义的代表作《恶之花》相比，它更精于表情，而非“隐蔽”。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理论去框套古人，以今度古是不公平的，但在“象征”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比兴”手法复杂巧妙的运用，不是也能达到“立象尽意”的效果吗?

　　关于《离骚》赏析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修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汤汤，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届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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