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独树一帜的诗人之一，苦心孤诣和超凡脱俗的诗歌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后人的品评和继承。
李贺是唐代乃至中国诗坛上最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在清代，研究李贺的人物，有一百五十多人，是历代研究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清代对李贺诗歌评价的主体在于贺诗的渊源、地位、艺术风格三方面，评价细致、精确、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
一、清代文人对李贺诗歌渊源的评价
1.继承《诗经》
贺贻孙在《诗筏》中指出“盖长吉诗多从《风》、《雅》及《楚辞》中来 ，但入诗歌中，遂成创体耳。”贺贻孙把贺诗中的继承性和独创性都揭示了出来。杨妍评价《追和何谢铜雀妓》时指出“尖刻之至，渐近《大雅》耳，此贺得讽刺体而卒归温厚者也。”指出贺诗讽刺的艺术得益于《大雅》。而蒋文运在评《李凭箜篌引》时说“题不言夜弹箜篌，而融冷光，泾寒兔，皆夜弹箜篌也。《三百篇》之明者，亦不必大小序可见。”蒋文运认为《诗经》中的诗需要以序来指明意旨，而贺诗难懂，有所喻意，则情有可原，这是借鉴了《诗经》隐晦达意的手法。
2.源于《楚辞》
杜牧提出祖骚论，成为后代对于李贺诗歌渊源评价的主要观点。在清代，学者大多赞同杜牧“骚之苗裔”的观点，但对于“理虽不及”的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贺贻孙对于“理虽不及”之说，也有质疑，“夫唐诗以�绝千古者，以其绝不言理耳。”“彼六经皆明理之书，独《毛诗三百篇》不言理，惟其不言理，所以无非理也。”“《楚骚》虽忠爱恻怛，然其妙在荒唐无理，而长吉诗歌所以得为《骚》苗裔者，正当于无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此论给人面目一新之感，有理有据，说明绝佳的诗绝非谈理之作。不言理并不是无理，而是贺诗无理也得源于《骚》之故。张佩纶在《涧于日记》中又指出贺诗“从《骚》得法而理不及《骚》者，年为之，境为之，时代为之，此天限长吉耳，不足为长吉病。”论贺诗依据特定历史时空，这种较客观的“知人论世”评价方法是特别突出的。
二、清代文人对李贺诗歌地位的评价
1.与杜甫的比较
王夫之在评价贺诗《昆仑使者》一篇中说：“长吉长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直与供奉为敌，杜陵非其匹。”他认为李贺在声情并茂的讽刺艺术上，他的成就连杜甫都比不上。纳兰性德在《书昌谷集后》持有相似观点，其中通过与杜甫比较，对于李贺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而游�针对长吉之才不亚李杜，说：“然假使以年，涵养充实，则未可知也。”为这位天才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如果未逝，则造诣非凡。
2.韩门诗派的一员
李贺十八岁时，以《雁门太守行》拜谒韩愈得到其赏识。韩愈对于李贺的影响不可忽视。余成教在《石园诗话》说“顺宗时，孟郊、贾岛、张籍、王建、李贺、卢仝、欧阳詹、刘叉俱从韩愈游，谓之韩门诗派。”王�运在《湘绮楼说诗》中说：“韩门诸子郊、岛、仝、贺，各极才思，尽诗之变，然罕能兼之。” 两位学者都把李贺看作是韩门诗派的.一员，把李贺放在了诗派的整体去评价。
三、清代文人对于李贺诗歌艺术风格的评价
清代文人对于李贺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更深刻的研究，对其美学风格进行深入开拓，研究细致，批评论述多角度，多层面。
1.“奇”论诗风批评
“奇”有很多内涵，基本可以理解为不同寻常的。虽然李贺诗歌的“奇”体现为奇丽，奇怪，奇崛，奇绝四个角度，这里不一一赘述，总而述之“奇”之特色，列出新颖的见解，将“怪”单独列为一种诗风进行论述。黄周星在评论李贺诗《梦天》时说“命题奇创”，立意奇。李云增在《李长吉诗总评》中说“长吉宿慧，根本夙命。”“皆暂寓人间，一泻其奇，麾斥滓，奇丽秀绝，不独一人然也”，指其才奇。
2.“怪”论诗风批评
“怪”，指怪异。黄周星在评价《李凭箜篌引》中说“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妪，惊天入目，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直是鬼神于天。”怪是成其鬼气的重要因素。既有人欣赏也有人厌弃。李明睿在《长吉集序》中就直言不讳的反对，情感非常激烈，“牛鬼蛇神，是何语，不作可也，施诸廊庙则，此可为长吉道哉!”但又客观的赞扬是“读书作诗者之榜样。从难处入手，得力于难，易者可知。”这种批评的态度值得借鉴，虽不喜欢，但又能发现其长处。而李嵩岑在《李长吉诗总评》中指出“未尽然，《雁门》悲壮，《金铜》哀怨，《黄家洞》、《贵主征行》，足垂劝戒，亦平淮夷雅之一流也。”列举具体篇目，对“施诸廊庙则”之一观点提出了有力反驳。此评从每首诗中发觉个性，对李明睿统而言之提出质疑。
清人对于李贺诗歌的评价，更注重从李贺诗歌的独创性的角度来研究，重视李贺诗歌中所反映出的独特的美学特质，并逐步形成了对于李贺诗歌艺术风格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呈现出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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