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

2020-09-01 李白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这是一个老题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

  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

  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十分尊崇的。1959年在新疆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元、白、韩、柳同时,这就说明,中唐以后,李、杜在诗坛上有同样广泛的影响,时论并无扬此抑彼的倾向。

  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

  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

  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

  不同的创作道路

  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不能食,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蜓嘲龙,鱼目混珍;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 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

  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

  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

  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

  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延中一个暂时平静的角落的安宁气氛,家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家人幸免于难而终于得以相见的惊喜心情,就都在这鸟雀的噪叫声中表现出来了。这正是杜甫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如《春夜喜雨》写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雨雾,无声无息地飘落,用一个“潜”字,一个“细”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韵全传达出来了。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

  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由长安来到了东都洛阳,时年四十四岁。而三十三岁的杜甫自从十年前考试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历,恰好也在这时漫游到了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或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过是于史无证的传说,李杜相遇却是史有明文:“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中的这段话,其实是从杜诗《遣怀》中抄来的:“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炉。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观平芜。”我们现在对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来自号称“诗史”的杜诗。

  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是很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所以杜甫对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贺知章一样,惊为谪仙人,也学着求仙访道,“相期瑶草”(《赠李白》)了。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鲁。“余亦东蒙客,怜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如此亲密无间,倘搁在今日,就有同性恋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戏赠杜甫》不见于集中,从内容、文字上看,定是伪托无疑。《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的“杜补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怀疑(杜甫当时并无官职,也非“补阙”),所以可以确定的,其实只有两首。

  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写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变得廉价起来。

  另一首,则是杜甫西赴长安时,李白敷衍了事的赠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甫》)

  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论文”,“一樽酒”不过是料,而李白却是为酒而酒,何尝提及其它?原来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离别之后,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脑后,完全忘怀了,在他以后的诗中,再也无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对这段仅一年多的交谊的记忆,却是逾久弥新。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辰、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达,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天宝十五载,李白从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事败后他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乃是被胁迫的,忘了自己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作《永王东巡歌》至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协从反叛,也并不怎样的冤枉。谋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患难中才能见出真情,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却尽力为之开脱:“处士衡后,诸生原宪贫。稻梁求未足,薏谤何频!”是说李白之下山从永王,乃是为生活所迫要讨碗饭吃,并非有什么野心;“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说的是如苏武欲归汉,夏黄公不事秦始皇一样,李白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追随永王;乃至于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能有这样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象一个浪子,往好处说是超脱豁达,说难听的则是无情无义。他对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说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的时候,他却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极尽讥挖苦之能事;对家乡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对妻子无情:“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对情人呢,想的不过是“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的肉麻。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不能指望他对朋友能有什么深情厚谊。有这样的人格,也很难留下多少能与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诗只宜读那几首名篇,倘若不幸捧着全集来读,就难免要越读越失望。龚自珍就是因为失望,而断言现存李诗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它的全是伪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妇人与酒”(王安石语)的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诗,别人确实也作得、模仿得,而无需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挖苦,杜甫却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对落难的王孙(《哀王孙》)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陌不相识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自然更是无不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读读他的《缚鸡行》、《义鹘行》、《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写不出那般郁抑顿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的产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别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判官》),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诗界热烈的太阳,而李白却是冰冷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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