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叙事诗中比兴手法的这种不以某一具体事物为“喻体”的运用，虽不能像他抒情诗以具体的事物如大鹏、天马、凤凰……那样“构成”了李白诗歌独特的意象群，从而共同塑造了一个极有精神、极有个性、自命不凡的轩昂高大的自我形象，但寄托却更深广，更具有社会现实性。即使是以某一具体事物为“喻体”，也有较之抒情诗不同的特点。且看下列诸诗：
(1)“武侯立岷蜀，壮士吞咸秦。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2)“河东郭有道，于世若浮云。”(《赠郭季鹰》)
(3)“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赠溧阳宋少府陟》)
(4)“东平刘公干，南国秀余芳。”(《赠刘都使》)
(5)“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巴陵赠贾舍人》)
(6)“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未佩，轩车若飞龙。”(《魏郡别苏少府因》)
(7)“君即颍水荀，何惭许郡宾。”(《南陵五松山别荀七》)
其(1)中的崔州平是诸葛亮的知己者，《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水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诗既以崔州平比崔少府，又是以诸葛亮自比。其(2)中的郭有道即郭太，《后汉书•郭太传》：“郭太字林宗……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此以郭有道比郭季鹰。其(3)中的宋玉是借以比宋少府，而又以未相秦前之李斯自比。朱谏《李诗选注》云：“我则方于李斯之未遇，君可拟于宋玉之才名。”其(4)是以“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字公干)比刘都使。其(5)是以贾谊之遭贬逐比贾舍人(至)之迁谪。其(6)是以苏秦比之苏少府。其(7)中的“颍水荀”即荀淑，《后汉书•荀淑传》：“荀淑……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此用以比荀七。
很显然，所举诸篇都是以前贤比况今时同姓者。“多用前代同姓故事以美之”，是李白在赠、别一类叙事诗中对比兴手法颇具匠心的巧妙使用。与李白同时的诗人如高适、杜甫者，虽亦偶一为之，而就其使用频率之高，信手拈来而恰到好处地比出被比者的精神风貌、人品气质、志向情趣的娴熟巧妙的运用，李白却是推首。
李白的叙事诗，擅于按事物本身的发展线索以情事互为经纬为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将人、事、景、物融入叙事的笔调，以叙中溢情的表达方式和以赋为比兴的表现手法，形成了出色的叙事艺术。这就是我对李白诗歌叙事艺术的粗浅探讨。如果以抒情诗、叙事诗划分诗歌类别，李白的叙事诗(或诗中的叙事)，在李白的987首诗(据王琦本，不包括“拾遗”部分)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尤其是赠、寄、别、送、酬之类，差不多都是以叙事为主。可是历来在对李白诗歌的认识与评价上叙事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像远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出版)，近如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一定总结和吸收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 年出版)、乔象钟等主编的《唐代文学史》(1995年出版)，他们在评价杜甫诗歌的艺术性时，大体上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而对李白，却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抒情诗的角度总结和评价，似乎李白就只有抒情诗，这不能不说是对李白诗歌认识和研究上的一种缺失。既然叙事诗在李白的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既然杜诗在文学史家那里可以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类给予评价，那么李白的叙事诗也理应给予同样的对待，理应受到学术界的注视，进行专门的研究。如此，本文则可为引玉之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