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之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事实上，他的一些翻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他还为“坏的翻译”界定了三个条件:“(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并称三条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译，若三者俱备，便是最坏的翻译，可以看出，这里的三个条件显然也是针对鲁迅的译文而总结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比如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不失确当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评。他指出：“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仅从理论上分析，我们看到的显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争。下面不妨将两人的翻译各引一段，让事实来印证其理论的可行性：

　　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 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itions.

　　—— Charles Darwin

　　鲁迅译：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距离)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梁实秋译：

　　我首先要声明，我并不愿主张说，任何严格的群居动物，假如它的智力变得和人类一样活泼，并一样高度的发达，便能得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同样的，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美感，虽然它们所欣赏的是颇不相同的东西，故它们也许有是非的感念，虽然会被这是非的感念引导着去做颇不相同的行动。

　　对于鲁迅的译文，梁实秋说他看不很懂，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会发现译文中的确有不少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是(距离)很远的事”和“宣言出来的必要的”两个成分，几乎和上下文联系不起来，可见梁实秋谓之“硬译”不能说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比较而言，梁实秋的译文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欧化句式，但读上去还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此外鲁迅的译文在用词上显得过于生僻，梁实秋的译文则要通俗得多。这里虽然不排除重译和直译而造成的差异，但译文本身基本上反映了两人的翻译风格，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也能够从中看出孰优孰劣。

　　然而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鲁迅的翻译在质量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以俄国阿尔跋绥夫所著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段译文为例：

　　那女人仍旧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声响彻了全家，极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的求救。伊虽然诅咒，骂詈，责备，但其间并不夹着一些特别的憎恶。这只是绝顶的无法的绝望的悲鸣。

　　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鲁迅附有这样的声明：《工人绥惠略夫》一书几乎是逐字硬译的。然而通读所引译例，我们却不能说它是死译。正如李季在《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像这样的‘逐字译'自然带有浓厚的译文气味，但显示了原文描写的细密，并不拖泥带水，这种风格是应该保持的。”的确，鲁迅在自己的翻译中所保持的基本上也就是这种风格。

　　作为著述大家和翻译大家的鲁迅，语言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除翻译对象的文体差异以及翻译标准的把握尺度外，也还涉及到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就本文而言，则只能就事论事了。

　　二、关于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

　　鲁迅曾经指出，他的译文之所以晦涩，原因之一乃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至此，这句话就成了梁实秋屡屡发难的噱头。梁氏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反驳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文若不进行改良，翻译的书自然就有五十分的“晦涩”了。他还说，外国文和中国文不同，有些句法中文里当然是没有的，而翻译的难处即在于此，假如两种文字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翻译便称不上一项艰苦的工作了;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就使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改变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针对梁实秋的辩难，鲁迅首先指出了日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不断添加新的表现法而逐渐臻于完美的事实，然后又接着说，中国的文法，比起日本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它也有过发展与变迁，比如现在的中国文就曾经受到过历代翻译佛经的影响，其中不少句法词法都是当时新造的，而今天已经被我们接受了，眼下许多文法还是需要新造或生造，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留原文的精悍的语气，所以说原来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关于如何通过翻译来发展汉民族语言这一问题，鲁迅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理论的。他认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也是一种译本，而“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要克服中国文的缺点，“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占为己有”了。他继而认为，在此过程中，可以“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

　　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时代里”，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这容忍下来的不顺，“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批判。”

　　梁实秋历来主张翻译要以使人读懂为第一要义，反对把翻译和语言的发展搅和在一起，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忠实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这就难怪他难以接受鲁迅的上述观点。而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汉语的认识与鲁迅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在《翻译》一文中指出：“中国文是如此之圆润含浑”，“许多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他还指出：“以中文译书感觉中文文法不够用，其实以欧洲文译中国作品又何尝不感觉欧洲文法太累赘?”由此可见，凡是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困难总是有的，“翻译家的职责即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而已”。他接着说道，文字文法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每一种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因袭和习惯，中文文法之受欧洲语言影响而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应该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循序渐进性，翻译家虽不妨作种种尝试，却不可以操之过急，否则只能会欲速则不达，其结果连翻译本身的职责也丢了。

　　不知何故，鲁迅对梁实秋所言并没有据理进行反驳，而只是在《玩笑只当他是玩笑》一文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至于鲁迅先生沉默的原因，梁实秋也许会认为是他的一句话起了作用：“鲁迅先生如以为中国文法之不足以达意，则应于写杂感或短篇小说时试作欧化文。”客观地分析，鲁迅先生认为翻译可以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这一观点自有其可取之处，所不妥的只是他对此进行了过分的强调，不免给人一种急于求成的感觉，此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鲁迅还不适当地低估甚至错误地贬斥了汉语的活力，这一点也是不可取的，而梁实秋也正是抓住了这些偏颇之处，轻而易举地将对方置于不利的地位。

　　三、关于重译问题

　　重译现象是鲁、梁翻译论战的另一个焦点，这一焦点主要集中在重译的成因、性质以及重译是否可取两个方面的问题上。在《翻译》一文中，梁实秋首先指出了当时译坛盛行重译之风的现象，接着又对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近来文学翻译以法国和俄国作品居多，虽然懂英文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懂法文俄文的人，而英文名著除林琴南的译品外几乎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法文俄文作品译成中文的大半是从英文转译的，懂英文的人之所以不愿直接翻译英文名著而要转译法文俄文作品，是因为英文名著的文字难，或英语典故俗语不容易表达等等，同样，法俄作品译成英文后也会变得浅显易懂。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大概从事翻译的人，和别种的人一样，喜欢走抵抗最少的路”。

　　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和梁实秋第一次难得地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也认为重译比直接译容易：首先，原文中令译者自惭不及和不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了若干部分，重译时“便减少了译者对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原文中的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释，而原书上倒未必有，这无疑也为译者提供了许多便利。然而，对于梁实秋的上述结论，鲁迅则又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重译之所以会蔚然成风，之所以大量的俄文作品由日文重译而来，实则是因为那些懂俄文的人不屑于从事翻译工作，由日文重译俄文作品，也实则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无奈之举，决不是译者有意避难就易。

　　关于重译的取舍问题，两人也表现出了相左的态度。梁实秋认为，重译终究是不太好的，尤其是重译那些富有文学意味的作品;“本来译者的译笔无论如何的灵活巧妙，译出来的东西和原文相比，总像是搀了水或透了气的酒一般，味道多少变了，若是重译，与原作隔了一层，当然气味就容易变得更厉害一些;实在而言，也没有重译的必要，国内精通希腊文的人大概不多，懂俄文法文的人不见得很少，所以还是研究英文的人多译出几部英文著作较为有益些”。正是由于对重译抱着这种怀疑态度，他对鲁迅从日文重译的俄国文艺论著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例如他在分析《艺术论》一书中作者引用达尔文的一段话后指出：鲁迅系根据日文转译的，日译本虽然也许是直接译自俄文，但俄文原本所引用的文章又是译自英文的，所以达尔文的话由英文到俄文，又由俄文到日文，再由日文到鲁迅，经过这三道“转贩”，变了原形当然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尽管鲁迅也认为直接的翻译比间接的重译好，但他却进一步指出，懂某一国文字，当然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然而假如这样，中国也就难有上至希罗，下至现代文学名著的译本了;在中国，懂英文的人恐怕最多，日文次之，如果没有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到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易卜生，没有伊本涅支，就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童话、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恐怕也无从看见了。他接着指出：

　　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时不必有严峻的壁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得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

　　他最后总结说，目前的做法当然只能算是一种暂时的对策，等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对于梁实秋的发难，他也给予了有力的辩驳，指出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而至今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还只有一种，尼采的也只有半部，学英文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或不屑顾及于此，所以暂时之间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本重译，而且他不仅要自己这样做，还希望有更多的人这样做，借此来补一补彻底的高谈阔论的空虚，而不能只像“梁先生”那样的“等着”、“等着”、“等着”。需要指出的是，其实梁实秋本人也意识到了只是“等着”显然无济于事，尽管他反对重译，他的《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却也是从拉丁语的英文译本重译过来的，他也像鲁迅一样说道：“要从原文翻译，暂时不见得有人”。

　　尽管这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文坛恩怨结束了，然而，时至今日，鲁、梁论战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论题仍不失其自身的价值。就翻译而论，两人在论战过程中对翻译标准及翻译与民族语言发展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其影响可谓深远，意义已跨越了时空因素。自三十年代以来，关于直、意译这一翻译标准的大讨论应该说都是这场论争的深入和继续。今天，直、意译问题又被赋予了科学性与艺术性内涵，直译还是意译，科学性还是艺术性，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对建立现代翻译学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此外，长期以来，欧化与归化现象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每每谈及于此，论者多会援引鲁迅先生那些经典性的阐述，事实上，诸如“削鼻剜眼”、“异国情调”等早已成为国内译界的行话。

　　另一方面，这次论战也给我们留下了某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其中最令人深思的就是如何摆正对待翻译批评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和梁实秋均表现出了超越理性的批评态度，就两人的身份和风格而言，如果说唇枪舌剑无可指责的话，那么极尽讽刺挖苦乃至恶意中伤之能事则似乎是有失妥帖的。众所周知，在“批评”一词中，“批”和“评”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作为批评者，他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挑剔毛病上，还必须看到批评对象的可取之处，即使是指出问题，也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一味地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伤害对方，若有悖于此，则只能会增加批评的非理性成分，从而不利于冷静地解决问题，鲁、梁论战之所以会频频升级到白热化程度，两人之所以会成为不共戴天的“忘年敌手”，其原因即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其他类似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多起有关翻译的讨论或争论，如茅盾与郑振铎、陈西滢与曾虚白、巴金与王力、张友松与徐志摩等人之间都为翻译进行过讨论或争论，即使鲁迅本人也与瞿秋白、穆木天、林语堂等人有过这方面的交手，然而只有鲁迅与梁实秋两人最终成了译坛论敌，或者是仇敌。究其原因，除性格与风格方面的因素外，这里当然还必须提及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即鲁、梁翻译论战是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译论战高潮，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政治斗争而产生的。然而，同样需要提及的是，到了后期，当论战的内容基本上只涉及到纯学术问题时，两人就应该清醒地后退一步，以理智的态度就长期困扰两人乃至整个学界的问题给人们一个满意的说法。由纯学术上而论，如此才会有利于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关于鲁迅和梁实秋个人的翻译研究时常有文见诸于书刊报端，而就两人的翻译所作的对比性探讨则至今尚未见有人专文论及。鉴于此，本文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标准，对鲁迅和梁实秋两人在翻译论战中的是非曲直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目的在于拨开纷乱的时代迷障，将鲁、梁二人在翻译论战中所表现出的本来面目再现于读者面前，此外并无些微粉饰或贬低的意图。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我们今天反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一个伟大人物，这谁也否认不掉，但不能说凡是鲁迅说过的都是正确的。今天，事实已经表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吗?”的确，“人皆可以为尧舜”，鲁迅伟岸的一生是谁都无法置疑的，尽管他有某些不足之处，同样，梁实秋不凡的一生也是谁都不可否认的，尽管他有许多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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