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老舍与曹禺离开陪都重庆，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此事在陪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茅盾说：“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那么，这次出国讲学的为什么会是老舍呢?老舍说：“大概是《骆驼祥子》被翻译成英文之故。”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说：“这是因为抗战结束后，国际的文化交流趋于正常。”蒋泥在《老舍之谜》中却是另一种看法：“老舍第二次长时间出国，是政治性产物。”毋庸讳言，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老舍之子舒乙却看到了更深层的原因，他在《作家老舍》中说“这次正式访问的背景相当复杂”。的确，老舍赴美讲学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近期《名人传记》讲述了老舍赴美背后的故事。
美苏博弈的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的政治格局逐渐明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渐渐形成了对垒局面。他们在世界各地争相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中国，苏联人捷足先登。1945年6月9日，郭沫若前往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苏联参观访问了五十天，于日本投降后才回国。回国后，他将访苏日记整理出版，题名为《苏联纪行》，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45年应邀访苏的，还有著名左翼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与此同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还邀请了茅盾夫妇访苏。美国人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美国有一项称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援助项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针对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对华关系项目，邀请在教育、公共健康、卫生、农业和工程学诸多领域的精英去美国作学术交流。从1943年到1947年，共有二十六位中国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分四批应邀访美。前三批被邀者，主要是知名大学教授，如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严济慈、陶孟和等。唯独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至1947年度的入选者，不光有知名学者，还有知名的文艺家老舍、曹禺和叶浅予，他们分别作为中国文学界、戏剧界、美术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到邀请。由学界而文艺界，美国的“文化外交”寄寓了特殊的新意，而这特殊的新意却笼罩着美苏博弈的阴影。
费正清其人
美国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归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1942年9月，费正清代表美国政府，从印度经昆明抵达重庆，直接介入了对华文化关系规划。
为实施美国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雄心勃勃地来到重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这是我公开宣布的职务，以这种体面的学者身份掩护我的另一项任务。”1943年年底，费正清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工作。1945年9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名义上是为美国新闻处服务，实际上仍然在谋划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实施。老舍等三位中国文艺家破例受邀访美，正是费正清的主意。他说：“美国人在系统地阐述我们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的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但苏联人做得好很多，比如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主办的美术展览，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观众……”因此，他希望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愿接受并宣传美国的民主思想。最后名单被确定为老舍和曹禺，一个是享誉海内外的`小说家、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盟主，一个是中国现代戏剧界的翘楚。
老舍、费正清之缘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与中国50年的不解之缘》里记载了他初闻老舍的情况。1925年夏天，他正在英国学习，某日，一位姓杨的太太邀请他在文艺界人士聚居的伦敦切尔西区吃饭，费正清在那里见到了杨太太和她十五岁的儿子。杨太太告诉费正清，她儿子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跟一位叫C.C.Shu的讲师学习中文，而这位C.C.Shu不是别人，正是舒舍予，即后来以笔名闻世的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我们还可以从《老舍在伦敦的档案资料》(舒悦译注，索维圻校)中找到此事的佐证。1925年7月8日，东方学院秘书克莱格小姐在给老舍的信函中说：“您愿意教一个学生说点中文吗?他希望每星期上三节上午的课。如果您愿意的话，那么就从下星期五的10点开始。他已经有了一点中文底子，是从希利尔写的一本中文书上学到的。如果您能给我回个电话或写封回信，我将很高兴。”老舍于7月9日给克莱格小姐复信(英文)，署名舒庆春，信中说：“刚刚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很乐意在假期中帮助一名学生多学点中文。明天上午10点我去学校见见他。”
对于杨太太提到她儿子向C.C.Shu学习中文一事，或许当时的费正清并不在意，但十七年后，当他来到重庆，得知重庆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作者注)的当家人叫舒舍予时，他想起了当年与杨太太母子餐叙时提起的那位C.C.Shu，他感到有些惊喜。
其实，费正清早就在关注老舍了，他在其专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介绍中国文学时，推荐了十一部译成英文的中国著作。其中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集，其中老舍著作所占比例，远在他人之上。在五部古典文学中，《金瓶梅》的艾支顿译本，是老舍在伦敦当讲师时帮助英译者艾支顿翻译而成。1939年，《金瓶梅》公开出版时，艾支顿在该书的扉页上特意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费正清推荐的六部现代文学作品中，和赛珍珠的《大地》并列的，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费正清推荐的王际真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里，所收老舍作品也是最多的，有五个短篇。以著名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的观点看，费正清的这部书，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因而也可以这样说，老舍能进入美国文坛，费正清起了重要作用。
老舍之子舒乙，曾经受斯坦福大学之邀访问美国，寻觅老舍在美国的足迹。他在美国主要图书馆中，找到了大量老舍的著作。1949年以前的老版本，美国收藏了一百三十三种。其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就收藏有大量抗战时期的老舍的著作，不少是在重庆用土纸印刷的。这些书都是费正清弄来的，上面有他捐赠的标志，是他当年在重庆搜集并带回美国的。还有一些是老舍的赠书，署有老舍的签名。也就是说，费正清在华期间曾专门研究过老舍，熟悉他的作品，对他有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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