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
老舍的幽默观
幽默的因
对于老舍最后投湖自杀表示不理解的人，常有这样的疑惑：如此幽默的一个大作家，怎么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不开而自寻短见呢?幽默的老舍若能在临死前幽默一把，不也就可以翻过这道坎?因而我想在此提出两个设问：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先对老舍的幽默观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愿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
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与幽默意义相近的五个词——奇趣、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逐一加以对照。他认为“奇趣”这个词，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点就够了。“假若干瘪，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语”“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却与“幽默是没有关系的。”在老舍眼里，“讽刺”是最与幽默沾边儿的，因为要“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讽刺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机智”是讽刺的兴奋剂，“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至于“滑稽”，老舍认为“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级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所以，幽默只是有时候“有弦外之音”;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厉害;因为懂得大家都有短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而没有“机智”超越的态度。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在《滑稽小说》一文里，老舍也强调，幽默是一种心态，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像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
老舍自认“是个爱笑的人，”也“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但是，“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而且，老舍认定，“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
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
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长之也认为，“老舍是擅长讽刺的，就讽刺表现的一方面说，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讽刺“中国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脸”这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他与鲁迅“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
正因为此，老舍才觉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辩“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满一般人把“油腔滑调”理解为“幽默”，难免招来“正人君子”的“诛伐”。尤其“革命期间”，若还表现出“幽默”的“可爱”，那“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可一个人的幽默是骨子里带出来的，“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还容让人。”“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显然，老舍是在抱怨由“幽默”而受的委屈，自然也有质疑：彻底革掉了“幽默”的革命就一定是彻底的?老舍的话外音也许是，那样的革命比之“危险”的幽默更危险。
老舍是执意要“幽默”的，因为他懂得幽默者要“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而且“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大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这里所谓的幽默家，“是说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成为文章。”可以看出来，老舍是非要赌一口气，不信自己就成不了“幽默”而又“捉住现实”的大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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