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

2022-05-09 老舍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都不陌生吧，通过作文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怎么写作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作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1

　　在近代文人中，老舍、胡絜青夫妇和齐白石老人的交往是非常漂亮的一段佳话，有不少精彩的故事，很值得一记。

　　上世纪30年代早期，还在青岛教书的老舍就已发现了齐白石。为了获得齐白石的作品，老舍通过作家许地山收藏到了齐白石的第一张画《雏鸡出笼图》。此画正好与长女舒济同庚，老舍夫妇后来说，“这是生小济那年求来的”。舒乙说，老舍一生很少花钱买画，这是父亲第一次，“当时是按笔单付的”。从此，老舍成为齐氏作品的崇拜者和爱好者，给予齐白石很高的评价。

　　而在上世纪30年代末，胡絜青有一个机会去齐白石家当家庭教师，随之得到了不少齐白石的作品。大量齐白石作品的入藏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老舍条件好一些的时候，胡絜青非常主动地创造机会接触齐白石，后来直接拜他为师，学习画画”。薛永年说，胡絜青与绘画界的交游，在很大程度上也拉近了老舍与这个圈子的关系，包括胡絜青工笔画的老师于非闇。1950年以后，老舍得以结识齐白石先生本人，并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

　　而老舍与齐白石友情最好的见证无疑是《灯火凄迷更宜秋》与《蛙声十里出山泉》。当时在求画的信上，老舍用红毛笔书写了查初白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和赵秋谷的“凄迷灯火更宜秋”的注解，对上述诗句的作画构思给出了明确的设计方案。在“蛙声十里出山泉”之下，老舍写道：“蝌蚪四五，水中游弋，无蛙而蛙声可想矣。”在“凄迷灯火更宜秋”之下，他写道：“一灯斜吹，上飘一黄叶，有秋意也。”而且，老舍对这几句诗也定了调子，即“冷隽”两字。齐老得到这样的求画信之后，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琢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美术创作，轰动整个美术界。当时《蛙声十里出山泉》还被印成了邮票发行。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2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老舍是家中最小的。

　　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

　　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

　　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宗子威的影响，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长。

　　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路程潮流，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

　　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

　　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

　　文学路程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子打洋人的，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

　　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

　　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

　　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

　　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的一切。

　　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

　　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激情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第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

　　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

　　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

　　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

　　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

　　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

　　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

　　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

　　这时期有最著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

　　但是，1962年开始的文化大路程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共产党杀鸡儆猴的首要。

　　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3

　　一、19岁当小学校长

　　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

　　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在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

　　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二、“最伟大的字——饭”

　　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

　　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

　　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

　　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三、“写着玩”写出的大师

　　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

　　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

　　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

　　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

　　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四、老舍如何写《四世同堂》

　　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

　　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

　　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

　　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烤。

　　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

　　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

　　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

　　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

　　这简直不是写，而是玩命!”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4

　　对于青岛的樱花，我久已听人讲究过；既然今年有看着的机会，一定不去未免显着自己太别扭；虽然我经验过的对风景名胜和类似樱花这路玩艺的失望使我并不十分热心。太阳刚给嫩树叶油上一层绿银光，我就动身向公园走去，心里说：早点走，省得把看花的精神移到看人上去。这个主意果然不错，树下应景而设的果摊茶桌，还都没摆好呢，差不多除了几位在那儿打扫甘蔗渣子、橘皮和昨天游客们所遗下的一切七零八碎的清道夫，就只有我自己。我在那条樱花路上来回蹓跶，远观近玩的细细的看了一番樱花。

　　樱花说不上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它艳丽不如桃花，玲珑不如海棠，清素不如梨花，简直没有什么香味。它的好处在乎“盛”：每一丛有十多朵，每一枝有许多丛；再加上一株挨着一株，看过去是一团团的白雪，微染着朝阳在雪上映出的一点浅粉。来一阵微风，樱树没有海棠那样的轻动多姿，而是整团的雪全体摆动；隔着松墙看过去，不见树身，只见一片雪海轻移，倒还不错。设若有下判断的必要，我只能说樱花的好处是使人痛快，它多、它白、它亮，它使人觉得春忽然发了疯，若是以一朵或一株而论，我简直不能给它六十分以上。

　　无论怎说吧，我算是看过了樱花。不算冤，可也不想再看，就带着这点心情我由花径中往回走，朝阳射着我的背。走到了梅花路的路头，我疑惑我的眼是有了毛病：迎面来的是宋伯公！这个忙人会有工夫来看樱花！

　　不是他是谁呢，他从远远的就“嘿喽”，一直“嘿喽”到握着我的手。他的脸朝着太阳，亮得和春光一样。“嘿喽，嘿喽，”他想不起说什么，只就着舌头的便利又补上这么两下。

　　“你也来看花？”我笑着问。

　　“可就是，我也来看花！”他松了我的手。

　　“算了吧，跟我回家溜溜舌头去好不好？”我愿意听他瞎扯，所以不管他怎样热心看花了。

　　“总得看一下，大老远来的；看一眼，我跟你回家，有工夫；今天我们的头儿逛劳山去，我也放了自己一天的假。”他的眼向樱花那边望了望，表示非去看看不可的样子。我只好陪他再走一遭了。他的看花法和我的大不相同了。在他的眼中，每棵树都象人似的，有历史，有个性，还有名字：“看那棵‘小歪脖’，今年也长了本事；嘿！看这位‘老太太’，居然大卖力气；去年，去年，她才开了，哼，二十来朵花吧！嘿喽！”他立在一棵细高的樱树前面：“‘小旗杆’，这不行呀，净往云彩里钻，不别枝子！不行，我不看电线杆子，告诉你！”然后他转向我来：“去年，它就这么细高，今年还这样，没办法！”

　　“它们都是你的朋友？”我笑了。

　　宋伯公也笑了：“哼，那边的那一片，几时栽的，哪棵是补种的，我都知道。”

　　看一下！他看了一点多钟！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对这些树感到这样的兴趣。连树干上抹着的白灰，他都得摸一摸，有一片话。诚然，他讲说什么都有趣；可是我对树木本身既没他那样的热诚，所以他的话也就打不到我的心里去。我希望他说些别的。我也看出来，假如我不把他拉走，他是满可以把我说得变成一棵树，一声不出的听他说个三天五天的。

　　我把他硬扯到家中来。我允许给他打酒买菜；他接收了我的贿赂。他忘了樱花，可是我并想不起一定的事儿来说。瞎扯了半天，我提到孟智辰来。他马上接了过去：“提起孟智辰来，那天你见他的经过如何？”

　　我并不很认识这个孟先生——或者应说孟秘书长——我前几天见过他一面，还是由宋伯公介绍的。我不是要见孟先生，而是必须见孟秘书长；我有件非秘书长不办的事情。“我见着了他，”我说，“跟你告诉我的一点也不差：四棱子脑袋；牙和眼睛老预备着发笑唯恐笑晚了；脸上的神气明明宣布着：我什么也记不住，只能陪你笑一笑。”“是不是？”宋伯公有点得意他形容人的本事。“可是，对那件事他怎么说？”

　　“他，他没办法。”

　　“什么？又没办法？这小子又要升官了！”宋伯公咬上嘴唇，象是想着点什么。

　　“没办法就又要升官了？”我有点惊异。

　　“你看，我这儿不是想哪吗？”

　　我不敢再紧问了，他要说一件事就要说完全了，我必须忍耐的等他想。虽然我的惊异使我想马上问他许多问题，可是我不敢开口；“凭他那个神气，怎能当上秘书长？”这句最先来到嘴边上的，我也咽下去。

　　我忍耐的等着他，好象避雨的时候渴望黑云裂开一点那样。不久——虽然我觉得仿佛很久——他的眼球里透出点笑光来，我知道他是预备好了。

　　“哼！”他出了声：“够写篇小说的！”

　　“说吧，下午请你看电影！”

　　“值得看三次电影的，真的！”宋伯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的价值：“你知道，孟秘书长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一点不瞎吹！同系同班，真正的同学。那时候，他就是个重要人物：学生会的会长呀，作各种代表呀，都是他。”

　　“这家伙有两下子？”我问。

　　“有两下子？连半下子也没有！”

　　“因为——”

　　“因为他连半下子没有，所以大家得举他。明白了吧？”“大家争会长争得不可开交，”我猜想着：“所以让给他作，是不是？”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5

　　老舍先生早年便有藏画的爱好，缘于他有一批画家朋友，如济南的关松坪、关友声、桑子中等，常在一起聊天，自然免不了谈到美术，所以，老舍先生很早就有关于美术的论述，或给画家的画集写序，或评论画家的画展和画作。画家也免不了赠给他画作，这些画作成为他墙上常年的装饰物。他很少花钱去买画。第一次花钱买画是在1933年。当时他在济南，写信求在北平的许地山先生帮他就近向齐白石先生求一张画，是按笔单付款的。结果得到一张非常精彩的《雏鸡出笼图》，可以被认定为齐先生中期的上品。从此，老舍先生对齐白石的画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齐氏作品狂热的崇拜者和爱好者，给予齐白石以很高的评价。1950年以后，老舍先生得以结识齐白石先生本人，并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老舍开始有意识地收藏齐老人的作品。最有名的故事是他以苏曼殊的四句诗为题求齐老人按诗作画。齐老人毫无困难地完成了此次按诗作画的任务，给出了很有艺术水准的佳作，恰是春、夏、秋、冬四景。有了这次成功尝试，老舍先生又给了几句颇有难度的诗句请老人作画，其中一句是查初白的“蛙声十里出山泉”，一句是赵秋谷的“凄迷灯火更宜秋”。在求画的信上，老舍先生用红毛笔书写了注解，对上述诗句的作画构思给出了明确的设计方案，供齐老人参考。在“蛙声十里出山泉”之下，老舍写道：“蝌蚪四五，水中游弋，无蛙而蛙声可想矣”。“在凄迷灯火更宜秋”之下，老舍写道：“一灯斜吹，上飘一黄叶，有秋意也。”而且，他对这几句诗句的基调也定了调子，即“冷隽”两字。齐老人得到这样的求画信之后，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琢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美术创作，绘就了两幅堪称他晚年代表作的佳作，轰动整个美术界，也使他自己的创作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蛙声十里出山泉”还被印成邮票广为传播。这两幅画作开创了由两位文艺大师共同合作完成艺术杰作的先河，成为这方面的范例，在文艺界传为美谈，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尽人皆知的故事。

　　所有这些赠画装裱后统统由老舍先生亲自保管，放入他的书房壁橱中，并都郑重其事地在画轴的标签上题签，写上是老人的什么作品，有时还署上自己的名字，证明是他的收藏。

　　所有齐白石老人的画作，老舍先生全部交给刘金涛师傅去装裱。刘师傅是徐悲鸿先生介绍给老舍先生相识的。他的技术非常精湛，深受老舍先生赞许和信任。老舍先生告诉他：“手工在未来工业化时代是最值钱的。”老舍先生曾在文艺界聚餐宴会上当着齐老人和众多文艺界头面人物的面起立郑重提议向“工人阶级刘金涛同志敬酒”，搞得陪坐末席的刘金涛本人完全手足无措，感动得落下泪来。刘金涛每次去老舍家中取画装裱时，临出门时老舍先生总要多给他点车钱，让他坐三轮车直接回家，避免路上有什么闪失。有时老舍先生还派子女去萃华楼饭庄买几个大白馒头，让刘金涛吃饱了饭再走。

　　老舍先生还在荣宝斋、和平画店和文物商店特意选购了一批齐老人的旧作，都极有特色，像《孤雁》、《六节虾》、《早年花鸟人物画册》等等。

　　这样，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先生前前后后一共拥有超过上百张齐白石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精品，几乎将齐老人最有特点的作品选其代表一网打尽，包括他早期的作品在内，构成了一个有着高水平的齐白石美术作品收藏点。

　　老舍先生收藏书画和文物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收藏家，他不花大价钱去收购极品，不刻意去索要那些上了谱的、入了册的名作。在这方面，他不同于张伯驹，也不同于邓拓，和郑振铎也不一样，他不买贵重的瓷器，不会倾其所有去追求一件国宝。他完全是以一种纯粹爱好者的态度去行事。自己认为好、看着漂亮、觉得美，或者觉得有些特别的价值，就可以了，也不太苛求品相，认为十全九美也是美。

　　他的这种态度足以将他划入另一类收藏家的行列，这类收藏家是以兴趣为出发点，非常自我，不受世俗的影响，也不专业，不求贵重，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可，是一种对艺术的偏爱，是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

　　他收得很杂，有字画，有拓片，有印章，有砚台，有扇子，有小古玩，等等。

　　他只收小件，绝少大器，除了一张沈周的大幅山水画外，找不到什么重器。

　　他收偏门，比如专收京戏名伶的绘扇，多达一百六十三把，构成一个专门的系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独一门。

　　到上世纪60年代，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收集京戏名伶的绘扇上，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工夫，非常有成效。他还定做了一批放扇子的木质锦匣，一匣可放十把左右，极为隆重。可惜，由一些文物专家组成的“官方”抄家者并不真识货。他们认为唱戏的虽然都是名角，但毕竟不是正牌画家，不能入正统美术之列，应打入另册，在正式收据清单上只简单地写一句“扇子一捆163把”了事。故而，这一捆扇子，因没有注明作者和内容，竟然已经找不到了，成为憾事。如果不是这样，专门做一次京戏名伶绘扇展都有条件，还可以成立一个以老舍先生命名的专门的扇子小博物馆呢。可惜呀，可惜！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6

　　他曾自拟小传：“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如此而已, 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这一点在老舍先生读书一事上便可以看出。

　　老舍先生是读书人，也是写书人，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留下了不少和书有关的故事。今天我们纪念这位老人，不妨来听一听他与书的故事。

　　写家(老舍先生总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离不开字典，老舍先生的案头老有一部字典，估计，他常常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它。这是一部按语音查部首的字典，而且是老式的，是按“勹攵冂”那种。这种字典对写作来说很实用，先知道音，然后按音查字。

　　现在找到的最早的一本老舍藏书竟然是一部《辞源》，扉页上有他的题词。写得很有些伤感，大意是：买不起大部头的，好歹总算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

　　这段话算是他的藏书之“源”吧，带着他的人生苦涩。

　　老舍先生自打师范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读书高潮是英国时期，即1924—1929期间，那时他25—30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五经。空余时间很多，为了学好英文，开始大量阅读英文的原著。

　　那个时期的阅读方式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乱读”，第二个阶段为“有选择的重点读”，又叫“系统读”或者“一人一部代表名作”。

　　对“乱读”式，好理解，即抓到什么念什么，无计划、无主张、无选择，其中有名著，也有女招待嫁给了皇太子这样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乱读”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书都看，对他来说大部分还是文学类，有少量的科幻读物，如威尔斯和赫胥黎的著作。“乱读”也有很积极的因素，在最早的读物中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有歌德的《浮士德》，有狄更斯的《大卫·柯波菲尔》等名篇。老舍先生喜欢上了狄更斯，觉得很合他的口味，视他为写作的老师，很想模仿他，自己也试一试。做比较文学的学者曾以嬉戏的口吻说，以老舍的文学成就而论，可以比作英国的狄更斯或者俄国的契诃夫。这样的比喻，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为了学英文，老舍开始念名著，而且是系统地念，由希腊悲剧念起，当然只是念英译本。据他自己说，念得很辛苦，因为有的名著并不好念，念起来索然无味。那也不怕，愣念，死啃!

　　所谓系统地念，是有次序的'，先读欧洲史，再读古希腊史，然后是希腊文艺，古罗马史和古罗马文艺。古希腊是由《伊利亚特》开始，接着是荷马的《奥德赛》。可惜，都不喜欢。看了希腊三大悲剧家之后，又看了阿里斯托芬的希腊喜剧，觉得喜剧更合他的口吻，和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在风格上也很合辙，爱开玩笑啊。他最喜欢希腊短诗，它们让他沉醉。古罗马的东西同样让他感到气闷，包括弥尔顿和维吉尔的诗，他只从罗马散文的雄辩中体会了罗马的伟大。读完了这些，该读中古时代的作品了，他读了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均不甚了了。他非常喜欢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几种译本都收集到了，还读了关于但丁的论著，一时成了“但丁迷”，以为《神曲》是天才和努力的顶峰，让他明白了文艺真正的深度，说在《神曲》里不光有人间，还有天堂和地狱，让他明白了肉体和灵魂的关系，而文学是应该关注灵魂的。

　　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复古主义的东西，他颇有好感，觉得文字应该先求简明和思路上的层次清楚，然后再说别的，这点很可借鉴。

　　最后读到近代的英法小说，此时，大概已是1928—1929年，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二马》了。他先打听了近三十年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订了一个计划，对每一位作家最少要读一本作品。可惜，那个时代的小说实在太多，名著也多，常常读了一本代表作之后，忍不住要再读他的另外的名著，而使计划落了空。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都占去了老舍很多时间，好像落在了小说阵里。这些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明白现代小说要用引人入胜的方法去作某一事物的宣传，要有写实的态度，和尖刻的笔调，要成为人生的教科书和社会的指导者，而不只供消遣，但又不是社论和说教，要健康、崇高、真实。多读，知道的形式多了，可以有助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形式，但又不应刻意去模仿某一派的作风。

　　1930年回国后，老舍先生又读了许多十九世纪俄国的作品，觉得它们是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

　　现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一位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居然回国之后，敢于先后在两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开了多门的文学课程。这就是因为老舍先生在英国的五年之内念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肚子里有货了。老舍先生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开了以下这样的课：

　　“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又名“小说作法”)

　　“世界文艺名著”、“欧洲文学概要”、“高级作文”、“欧洲通史”(又名“西洋通史”)。当然，开这些课，按大学里的规定要亲自写讲义，由学校刻印后发给学生。老舍先生备课极认真，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讲义备课，并没有时间写长篇的小说。仅以现在发现的舒舍予著齐鲁大学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他在此书中直接引用了多达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学者和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可谓丰富多彩、旁征博引、扎实有据。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虽然一年一部，但都是在暑假中“玩命”才写出来的，而绝不肯在授课期间，在用功读书上马虎，绝不肯去误人子弟。

　　这就形成了他的第二个读书高潮，以备课为中心的读书高潮，目的性很明确，有他的讲义为证。

　　老舍先生买书藏书始自英国。当时他的年薪相当低，只有250英镑一年，相当一个本地大学生的助学金。三年后，经过申请，才涨到300英镑。他还要寄一部分薪金回国赡养寡母。由于经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饿状态，身体过瘦，得了胃下垂的毛病。但他还是精打细算，省钱买书。回国时竟带回来不少图书，其中最珍贵的有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到济南、青岛教书时，薪金之外还有稿费，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开始大规模购买图书，书屋里有不少书架，到抗战前夕已有相当规模的藏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先生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书籍也打箱运到了济南。到11月，形势突变，老舍先生被迫只身出走，离开济南，南下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夫人和孩子，以及书籍都留在了济南。他动身之前，将书籍、字画都打箱存放在了齐鲁大学图书馆。一年以后，黄河济南铁路桥通车后，夫人带着孩子回到了沦陷的北平娘家，把家具也存济南，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从此，那些书籍、字画、家具以及书信都下落不明。后来听说，日本军队进驻了齐鲁大学，学校的资产被洗劫一空。老舍先生对这次重大损失伤心不已，特别于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大皆空”》。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且莫伤心图书的遗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须打倒日本军阀!”

　　从此以后，老舍先生基本上不再买书，免得丢了以后太伤心。

　　丢书丢怕了。

　　他的悲剧也是当时全中国读书人共同的悲剧，时代所定，无一幸免。

　　1949年以后，老舍先生又开始存书了，不过真正自己买的并不很多，绝大部分是赠书。新版《鲁迅全集》出版时，第一时间，他派子女去新华书店排队购得一套，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并把由美国带回来的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团诸公奉周总理之命邀请他回国的信函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可惜，归还时，《全集》已不是原书，珍贵信件下落不明。

　　老舍先生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诗人里他喜欢李白、陆游、苏曼殊、吴梅村的诗词。古典小说里他喜欢《红楼梦》、《金瓶梅》。

　　现代作家中他最佩服鲁迅。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六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或被选为主席，或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他都讲了话，还两次当众朗诵《阿Q正传》，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七章，受到热烈欢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老舍先生致了开幕词。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7

　　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一生珍惜时间，勤于创作，忘我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名气大了，常有客人有事无事来找他，对于那些无事来闲聊的客人，老舍总是不动声地地拒绝他们，对他们说“不”，总结起来就是“四请”法，事先准备好了茶、烟和一些画报，一般客人来了，他彬彬有礼地对客人说：“请坐！”然后倒一杯茶递到客人面前说：“请喝茶！”接着又递给一根香烟说：“请抽烟！”最后拿出画报说：“请看画报！”。“四请”之后，老舍就坐在书案前开始创作，客人呢沉浸在画报之中，看了一会儿画报，见主人忙着呢，起身告辞。老舍也就达到了目的：既不怠客，又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8

　　老舍3岁那年，没了父亲，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养活他。到9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他。供老舍上学。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刘大叔是有钱人，也是大善人。他办贫儿学校、粥厂，把钱都施舍出去。刘大叔后来出家为僧，人称宗月大师。他坐化后，烧出许多舍利子。

　　宗月有个女儿，小时候。老舍常去刘家玩，爱上了她。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个小儿女说过一句两句没有意思而甜美的话。富小姐和胡同贫儿，身份相差太远，谈不上婚嫁，但知道她没有定亲，这让他安心。

　　后来，老舍出了国，刘小姐随父出家为尼。过了好些年，老舍回国了，刘小姐成了暗娼。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无从推测。可能那尼姑庵本来就不干净，刘小姐错入了虎口：或许她是“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总之，一个黄花大闺女，想伴着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哪有那么容易。全世界都是“嘿嘿”冷笑的恶势力。

　　他千辛万苦地找到她。她剪了发，脸上有很多粉和油，洗净了，大概像一个病中的产妇。她始终不正眼看他，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应当有吗?

　　他还爱她，但这爱成了苦酒，折磨他。他们原本门不当户不对，现在仍如此，只是高低掉了个儿。朋友看出他的悲痛来，没直说，假装闹着玩地暗刺他，意思是，她不配他。

　　她不配?她本来不是大小姐吗?她沦为赤贫，不也因为她父亲的慷慨施舍吗?而老舍，其实也是受益人之一呀。不过，给是自愿的。得到的人，不欠他们家什么。反之，如果邀恩图报，那她就是无赖小人，受惠者会更加心安理得。

　　老舍没娶刘小姐——是他想娶而刘小姐不肯，还是他根本没打算娶?他再爱她。大概也不能把一个暗娼用大花轿接回家。我们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的记忆被打散了，放在他的小说里、散文里。一幅最美的画，碎纸机里走一遭，也就变成纸屑，什么也拼不出来。老舍34岁，才在朋友劝告下结了婚。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走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地融入到他的文学作品中。

　　老舍老在提海棠花，“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想在死后，葬在海棠树下，或者……他什么也做不了。

　　老舍夫妇与齐白石的故事篇9

　　老舍先生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很强的北京韵味。1930年5月，老舍辞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一职返回北京，暂时居住在朋友白涤洲教授的家。北京当时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笑社”获悉消息后，当即委派作家陈逸飞登门造访，正巧老舍正在午睡，陈逸飞不忍打扰，就留下一信，希望老舍能担当“笑王”一角。第二天，陈逸飞就收到老舍的回信——“辞王启”，内容是“逸飞先生：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若他进来叫我一声，我还能抱着‘不醒主义’吗？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轿，其‘不王’也明矣。我星期三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敬祝笑安！弟舒舍予鞠躬。”还未看完信，陈逸飞早就笑得直不起腰了。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青年界》杂志编辑赵景深给老舍写了约稿信，只见信纸上只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而且“赵”字还被一个大圆圈围了起来。老舍顿时明白了，他在寄去稿件的同时，又附了一封回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1939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的40岁生日。这天，有家报社向他约稿，请他写一则《自传》。老舍痛快答应了，并于当天将写好的自传寄了过去：“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刊出后，好评如潮。

　　一次，北京“抗敌文协”召开联谊会，要求每个人都要出节目。联谊会进行到一半时，有人突然大声喊道：“请老舍先生来段相声！”面对这一突然袭击，老舍也没了招，他站起来在周围观察了一会儿，然后跑到相声演员欧少久跟前，抓起就上了台。但是说些什么呢？老舍稍稍想了想，对欧少久说，相声不就是一捧一逗吗？你随便说出上句，我马上就接下句。欧少久问他：“你能行吗？”老舍马上接道：“没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哎，这不就开始了吗？”一句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接下来，欧少久开始出上句：“今天咱俩来个对春联。我的上联是——坐着走。”老舍接话道：“坐着怎么走哇？”欧少久说：“你老舍先生来我们这儿做客，临走时，我给你雇辆车，你坐着走。”老舍说：“哦，这就叫坐着走啊。那好，我这样对下联——起来睡。”欧少久说：“起来怎么睡呀？”老舍说：“那天我深夜回家，家里等我不及，先和衣睡了。我唤他们说，我回来了，起来吧，起来睡。”这段现抓现编的对话，让与会者见识了老舍的才华，都由衷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老舍先生以他独特的幽默魅力，感染和惠及了无数人，不仅让自己活在温润的人性中，也给他人带去了美好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