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也是一部蕴蓄丰富含义的长篇意象小说。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试验着意象主义的表现方法,最近的新作《高兴》仍然是这种思路的继续延伸。”《高兴》是贾平凹花费两年多的时间,精心构思,五易其稿得以完成的心血之作,是他迄今为止创作最吃力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刘高兴进了西安城拾荒的故事。虽然是写城市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整部小说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可以说小说中具有丰富意蕴的意象的创作追求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成功之处。惟其如此,这部长篇小说可以称作是一部意象小说或意象主义小说。
所谓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早在《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小说《高兴》亦是“立象以尽意”,但小说中之“象”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寄托了作者贾平凹情思的客观物象。简言之,意象是所谓托物言物、托象言意,往往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小说《高兴》中的意象数不胜数,比如:拾荒者、草根、大唐芙蓉园、锁骨菩萨塔、小说的命名“高兴”等等。本文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仅就《高兴》中的“肾、高跟鞋、箫”三个主要意象进行解析。
一、肾――城市欲望
主人公刘高兴的肾是小说中的一个“表意之象”。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发动机,也是此故事的原发点。
乡下人刘高兴把肾捐给了西安,从此就与城市有了亲缘关系。在城市里,他一直试图找到移植了自己肾脏的“亲人”,但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刘高兴只知道自己的肾捐给了西安一个老板,他到了西安之后的“寻亲”似乎有些大海捞针,也有些盲目。进了西安城,刘高兴除了看风景,也留意过往的人群,企图能碰上移植过他的肾的人。茫茫人海“谁和我有缘呢?”刘高兴相信感觉面熟的生人,莫名其妙产生好感的人,或许是前世的亲属或朋友所托生,就是有缘。他相信“那个移植肾的人,肯定是和我有缘的。”他一见如故、疑似移植了他的肾脏的城市“亲人”韦达并没有和他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
实际上刘高兴的肾在小说中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刘高兴骨子里是向往都市文明的,“肾”是他城市欲望的象征,是他亲近城市、拥抱城市,内心欲望的外化体现。
刘高兴的城市生活因为有了这颗捐献给城市的肾,而倍觉亲切、倍感踏实。他不仅为城市拾垃圾,还为城市献出了自己的真诚和亲情。当他挺身而出不顾性命抓逃逸司机时,他想到的是“我来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应该为西安做我该做的事呀。”当瘦猴说出:“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的事实时刘高兴不仅不爱听,甚至气愤至极。
刘高兴初次见到丢钱包的大老板时就觉得面熟,“这么大的西安城里,有一个人会和我有缘?!”突然间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极大胆的判断:这是不是移植了我肾的人?判断是那么强烈。是这个人,肯定是这个人!”这里实际上也是刘高兴骨子里向往城市、认同城市的强烈的欲望的体现。五富说的有道理,他在做梦。刘高兴在做着城市梦,他希望梦想和现实吻合。刘高兴一厢情愿地认为“终于寻到另一个我了”“另一个我原来是那么体面,长得文静而又有钱。”这是刘高兴的城市梦想,是作者通过刘高兴之嘴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城市人的标准。
刘高兴坦荡地在西安城里寻找着“另一个的我”。那是一个城市寻梦者的不倦的追寻,是富裕的文明的城市欲望的期盼与张扬。
当刘高兴再次遇到丢钱包的大老板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判断“他肯定换过肾!”“就是我要寻找的另一个的我”,他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之极。因为他为自己的城市欲望找到了一个可以感知的、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着的具体对象。刘高兴终于与大老板韦达正式见面了,在两人握手时,“我感到我们的脉搏跳动的节奏一致。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奇妙的想法:冥冥之中,我是一直寻找着他,他肯定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分为两半”。刘高兴身为农村人,心里却自认是城市人,刘高兴的灵魂更愿意靠近城市,他的肾交给了城市,就是他的一半交给了城市,他的梦想也交给了城市。
刘高兴在西安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这种亢奋的“寻亲”状态,整部小说有五分之四的部分都是写刘高兴追逐城市、靠近城市、试图融进城市的寻梦过程。小说在前一部分越是这么渲染刘高兴的“寻亲”的兴奋与激动,前世有缘、今世奇缘,越是反衬了刘高兴最后的失落与沮丧。在小说第五十一章,韦达请刘高兴吃饭,席间老板们无意间说出韦总换的是肝。刘高兴“一下子耳脸灼烧”双眼模糊,“韦达换的不是肾,怎么换的不是肾呢?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而压根儿不是!”“遇见韦达并不是奇缘,我和韦达完全没有干系!?”刘高兴失态了,失衡了!他再看韦达竟是“那么陌生!”“那么丑陋”!刘高兴浑身发冷,他担心他的亲缘被割断,他担心他的城市梦被阻隔。无奈与失望至极,刘高兴终于不那么优雅地不那么文明地泛出农民的劣性,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反正我的肾还在这个城市里!”刘高兴多么想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俊朗的、体面的、有钱的老板啊。可现实难尽人意、甚至更加糟糕。刘高兴清醒了一些,他意识到城市以及城市人并不是像他希冀和预期的那样高尚并且无私。韦达遇到麻烦、关乎自己的利益时是那么的自私与虚伪;韦达竟然会对孟夷纯见死不救、撇开干系。刘高兴失魂落魄。
贾平凹说:“刘高兴的城市生活是不断寻找想融进去的过程,是与农民意识挣扎的过程。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城市向他们展示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而他们都在承受并顽强地存活着,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悲壮。”
刘高兴的捐肾与寻肾的寻亲过程,正是他在城市生活中不断寻找自我价值并希望融入城市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刘高兴试图摆脱自己身上的农民意识,也试图用城市文明人要求自己,希冀最终成为一个优雅富足的城市人。
“肾”是刘高兴城市欲望的外化“意象”,是他真心亲近和热情拥抱城市的原动力,是他需要城市人认同的客观物象。可惜捐了肾的刘高兴并不能被城市尊重,欲望找到了搁置的地方,却并不一定有一个融入的圆满结局。事与愿违,最终他也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游荡的未被城市理解的尴尬的边缘人。
二、高跟鞋――爱情寄托
“高跟鞋”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是小说中的托象言意,寄托了刘高兴对爱情的憧憬和联想。
刘高兴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农村的刘高兴,用钱把新房盖了起来,相好亲的女人却嫁了别人。他自我宽慰地“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农村的女人是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进了城的刘高兴发现西安城里美女如云,紧张得不敢看她们的脸,只“看见了一双双高跟皮鞋和高跟皮鞋里精致的脚”。刘高兴认为美女如同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一样都是天人,“她们集中在城里,所以城里才这么好。”刘高兴的追逐城市的梦想里还有一个追逐美丽爱情的梦想。
在刘高兴的城市拾垃圾生涯中,高跟鞋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在他“床上的墙上钉着一个架板,架板上放着一双女式的高跟尖头皮鞋,灯照得皮鞋光亮。”五富说:“一双鞋放得那么高,是毛主席像呀?”可见它在刘高兴心目中的地位。高跟尖头皮鞋是刘高兴为城市女人准备的,是为美女的秀脚准备的,是生活高品质的追求,是刘高兴追逐城市美好爱情的寄托,粗鄙的五富怎么能知道鸿鹄之大志。
“如果我不来城里,我没有那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没有见过美容美发店的女人,翠花是不能弹嫌的。可现在,我是刘高兴,刘高兴在城里有了经验,有了那一双高跟尖头皮鞋,见过了美容美发店的女人和无数的女人的脚,刘高兴就无法接受翠花了。”刘高兴进了城,就看不起农村人了,他庆幸自己没有娶农村老婆。他要做城市人,他抵挡不住城市的温柔诱惑,美丽的城市渐渐销蚀着刘高兴的心。
“每晚擦拭高跟尖头皮鞋是我要做的工作,这有点像庙里的小和尚每日敲木鱼诵经。”高跟尖头皮鞋承载着刘高兴过去的屈辱的经历,更提醒着刘高兴未竟的愿望。每擦拭一次,刘高兴的心灵便得到一次慰藉。高跟尖头皮鞋是他爱情的寄托,维系着刘高兴对女性温暖慈悲的理解与向往,也是他城市梦的一个载体。
无巧不成书,一个女人“穿着和我买的一模一样的高跟皮鞋”。刘高兴终于结识了梦寐以求的城市里的漂亮女人孟夷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么漂亮的.孟夷纯居然是小姐,这对刘高兴的“打击太大了!”刘高兴灵魂出窍,百思不得其解。
高跟尖头皮鞋还在,美丽的梦想还在。“小孟的影子就像鬼一样钻在了心里”,赶也赶不走。刘高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小姐孟夷纯,这都是城市惹的祸。刘高兴无助之下像阿Q似的自欺欺人:“有这么漂亮善良的小姐?小孟不是小姐!”一个拾破烂的终于在城市里恋爱了,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城里的漂亮女人。
高跟鞋是爱情的桥梁,它给了刘高兴一次救美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互相呵护的近距离接触。一个拾破烂的用力蹬着一辆拾垃圾的三轮车,载着一个崴了脚的漂亮女人冲向医院。“眼睛那么纯净的会是小姐?”刘高兴不能面对现实,小孟是那么美丽,但现实是那么的残酷。孟夷纯是为了筹款替兄寻凶才作小姐,她绝对不是坏人!刘高兴无法抗拒美的魅力与诱惑,他坚信美的事物一定有美的根源和内容。
高跟尖头皮鞋是刘高兴和孟夷纯爱情的见证,它见证了他们非交易性质的男欢女爱,见证了刘高兴无能的爱和执迷不悟的执著之爱。刘高兴用新鞋换了孟夷纯的旧鞋,为的是寄托互相的牵挂与思念。刘高兴的城市生活因为有了高跟鞋――爱情而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锁骨菩萨塔是刘高兴解开心结的宽慰。“只有锁骨菩萨在这时能宽慰我”“这塔叫锁骨菩萨塔――她是污秽里的圣洁”。锁骨菩萨是观音的化身,为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锁骨菩萨塔的故事为孟夷纯的故事做了最好的注脚或说诠释,也为高跟尖头皮鞋里寄托的物欲的城市爱情赋予了升华的灵魂。刘高兴一厢情愿地把孟夷纯想象成锁骨菩萨,为的是慰藉自己苦涩难言的痛苦。孟夷纯的职业与其品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也是污秽里的圣洁。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城市爱情注定是美丽而凄楚的。
作者在试图揭示城市底层农民工无法抗拒物欲与情欲的诱惑时,也藉此超脱了世俗,在高跟皮鞋物质外壳之上升腾起的是精神的升华,污秽里的圣洁,指向了一个拾垃圾者与一个漂亮小姐之间的出污泥而不染的爱情,指向了在肮脏的世界里干干净净的活着的品格。
三、箫――精神写照
如果说高跟鞋是刘高兴物欲与情欲的象征,那么箫就是刘高兴精神的写照。
这是小说象征意象的基本表现手段。通常,意象的哲理性并不直接说出,而是通过形象的象征或暗喻来达到的。“箫”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实际上是含有某种精神意义的载体。这是小说文学意象的审美特征。箫是高雅的“意象”,是精神品格的象征。
作为普通人的刘高兴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在清风镇,他是特立独行的,会吹箫的就他一个。为娶媳妇,他吹了三天三夜箫,媳妇跑了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
开始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对未来充满了期盼,心情一好就喜欢吹吹箫。“吹箫的时候常常有鸟飞到槐树上”叫做吹箫引凤。五富是乡巴佬、傻实,又没有文化,说不是凤是灰灰雀,不懂得刘高兴的优美的比喻和想象。刘高兴是有情调的,有诗意的,把树冠叫绿云。刘高兴是要做有文化有涵养的城市人,不要做只会出力出汗挣钱攒钱养家的乡村人。
刘高兴是吹箫行家、吹笛能手,一吹就不由得要吹经典名曲《二泉映月》。一吹起《二泉映月》就又把什么都忘记了。在音乐里的刘高兴只需要掌声和叫好声,轻蔑了金钱忘记了烦忧。
快乐的刘高兴出门拾破烂,就把箫带上。“把箫别在了后衣领里,就像戏台上秀才别的扇子。”在没有拾到破烂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就吹箫。这使得城里街巷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而刘高兴并不是为了引人同情,完全是自娱自乐。
刘高兴可以放下拾破烂的活计,专门为了城里同样寂寞的交警而吹箫。刘高兴可以在恋爱中没人倾诉,就以箫自娱自诉。刘高兴还可以忘却了时间和空间,自己给自己吹箫。刘高兴最终吹箫引凤――用箫声打动了孟夷纯,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无疑吹箫对于刘高兴是一种精神需求,是其对拾垃圾生活的一种超越性手段。吹箫能使刘高兴忘却清风镇的贫瘠与落后,忘却城市生活的单调乏味,在最肮脏的生活底层寻求自我精神上的愉悦。吹箫不仅仅是刘高兴精神的需求,也是一种超脱的方式。
这里实际上也寄予了刘高兴希冀成为有文化有素养的城市人的高境界的理想的追求。别人误以为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因变故才出来拾破烂,而他也乐得保持神秘,表现出很有文化的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文化质素的加入,使得刘高兴的艰难地生存的城市欲望得以精神的升华,吹箫也就不仅仅是吹箫,而是对生活困境与生存平庸的超越;这是一种生活的诗化和诗化生活境界的获得,进而将拾垃圾者从维持生存的形而下的意义拓展至“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而上境界。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高兴》超越了众多写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家拘于表现苦难的局限{4},对能观照到这一群体从生活自救到精神自救的乐观与顽强韧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孟繁华的评价很有道理。刘高兴吹箫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作者对刘高兴精神自救的乐观以及生命顽强的韧性显然是赞赏有加的。
作者将拾垃圾和吹箫两个似乎不相干的事物连接在一起,作为刘高兴的不同层面的需求体现出来,并将两者进行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与反衬。一个粗鄙龌龊的行当,一个高雅文明的举止,其反差之大,其意图之明显,让读者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一个拾垃圾的城市最底层的边缘人,也是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精神的需求。拾垃圾是在城市里艰难生存的物质需要,吹箫是追求文化追求文明的精神需求,两者构成了城市拾垃圾者的具有强烈反差的生命现实性的整体存在,共同塑造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带有作者所思所想的立体的刘高兴。
《高兴》中的主人公确实是不同流俗的。刘高兴虽然是个进城的农民,但身上却有着类似“文人”式的特质与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精神情感在小说中的投影。箫是刘高兴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物质、现实世界的超越的写照。一个拾垃圾者并没有如同他的工作和生存环境一样粗鄙与肮脏,而是不忘精神层面的追求与愉悦,是对其辛酸苦难的城市生活的超越,是对精神自由的获求。
刘高兴既拾垃圾,又吹箫,污秽与高洁同在。“拾破烂的带个箫,滑稽!”垃圾和箫的对照与反衬的安排具有多重含蕴,即可是“物质生存”和“精神写照”,也可是“粗俗”与“高雅”,残酷的客观现实与美好的主观愿望等等的象征,耐人寻味,内涵复杂而丰富。
总之,上述三个意象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进城农民工或说城市最底层人物的精神风貌:“肾”是农民工的城市欲望或说城市底层市民需要城市认同的代言物,代表了刘高兴们底层市民的志趣;“高跟鞋”寄托了城市底层市民的物欲与情欲,是向往物质文明、企盼富裕,渴望和追逐美丽爱情的象征物;“箫”是普通人超越世俗和物质世界的精神写照,是作者精神追求和寻求心灵宁静的审美物。这几个意象里蕴含的意味,似乎已经模糊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界限,几乎是所有人共有的丰富的多元的精神需要。因而,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仅是描绘了一个浮华的城市生活和真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边缘人群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且是在深入地思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
长篇小说《高兴》中的意象丰富多彩,无论是肾,高跟鞋,还是箫,都是“立象以尽意”,是小说艺术的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作者贾平凹的创作意念在起支配作用。而这种意念,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5}因此,小说中的这些意象不仅具有象征性、求解性,还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荣格说得好:“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积起来的原始形象,只是这些形象在此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小说《高兴》也正因此具有了某种艺术审美的永恒性和超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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