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一说怀州修武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苏轼如何评价韩愈的解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苏轼如何评价韩愈的解析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想要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便让王安石展开变法运动,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运动,其中就有苏轼。苏轼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抵制和抗议。推行变法前,苏轼指出王安石变法措施太为激进,在北宋社会根本走不长久。
1069年,苏轼曾给宋神宗三次上书谏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其中,苏轼就王安石提出的《贡举法》向宋神宗提出了意见。苏轼认为,王安石倡导的人才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只重视能力而不注重人品,如果选拔人才按照《贡举法》来选举,那么朝廷上将会滋生很多投机分子。苏轼正面批评了王安石选拔人才弃百姓的利益而不顾。随后,苏轼遭到了王安石等改革人士的打压。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轼放弃,他又给宋神宗上书两次,全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弊端。以《雇役法》为例,苏轼指出,助役钱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如果这一措施实行,只会引发百姓的哀怨。
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毕竟只是一位官职不高的文官。苏轼明知道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足以看出苏轼是位大智大勇的人才。不久之后,苏轼遭到改革派的排挤而离开了京城。随后,他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上书给宋神宗,向他说明改革后百姓的生活状态。
苏轼评价韩愈
韩愈,生长在唐代没落的唐朝文学家,苏轼,长于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北宋,两个人的朝代足足跨越了三百年,但两个人却又如此相似。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的文人。
韩愈,自幼研究古训,关心朝政,但却郁郁不得志,皇科开选,韩愈考了四次才勉强考上,他一面专心研究,一心继续科考,想谋取一官半职,为朝廷效力,为百姓造福。后来入朝为官,性格过于傲然,先后与宦官、权贵相对抗,仕途并不顺利。
韩愈的政治环境与苏轼非常相似,苏轼也是满腹才华,一心想报效朝廷,苏轼的仕途经历了三起三落,经过反复的党羽、官宦斗争,苏东坡对韩愈的不幸感同身受,虽然两个人生活的朝代不同,但是惺惺惜相惜。
一向清高的苏轼甚至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对韩愈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韩愈在政治上忠君爱国,志向宏远,在文章上,更是针砭时弊,发人深省,“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他对韩愈文学上做出的最高评价,意思是指,韩愈的文章已经超越了以前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中任何一个时代的,也就是因为韩愈在唐代中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为散文开创了另一片天地,更是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活力,不再是单纯形式主义,纸上谈兵。
韩愈的成就深得后世人的尊敬,大家将他封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字退之,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有着极强的思维逻辑,对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且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韩愈所总结出来的“道统”一说更是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在政治上也是直言直谏,没有丝毫的保留和顾及,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极为高的。
同是一个朝代的刘禹锡就评价韩愈是个,三十年内,使得声名塞天的巨人。李翱曾经和韩愈同时在吏部为官,共同处事过的李翱认为当时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和韩愈相比。而韩愈到宋朝,则更是被世人所推崇,大家欧阳修就对他评价颇高。欧阳修认为韩愈的文笔无所不可,尤其喜欢用诗句来作文章,不过他又喜欢将谈笑、人情、物态统统赋予在诗中,文笔功力常人难及。欧阳修更推崇韩愈在文学作品中的韵味,出入会合中都是不拘泥的,奇巧难得,就像那些奇险的山峻,越是险峻就越是奇特的耐人寻味。大文豪苏轼也是尊崇韩愈,他认为东汉以来,道统早已丧失,文学弊端日益凸显,即便是唐初的那些房玄龄、杜如晦等大家豪杰们也是不能挽救这种颓势,唯有韩愈为人先,以一介布衣令天下恢复,重新归于正道。
可见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敢于劈开当时浮靡的文学弊端,用气势磅礴的诗文重开清新俊朗的文风,回归古文。而韩愈作为一个个体,又是个正义凌然的大丈夫,在政治上不向权贵低头,而是敢于发声。
韩愈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韩愈认为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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