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有着较大影响的人,对韩愈的研究必须基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客观把握,并要结合中唐的审美时尚和韩愈自身曲折的人生经历,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韩愈是中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世称韩昌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无论是对他的人品还是诗品的评价,自古就有分歧。就人品而言,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薛雪称颂他“匡君之心,一饭不忘;救时之念,一刻不懈。”(薛雪《一瓢诗话》)。而司马光则在不少文章中都对韩愈有微词,其《颜乐亭颂》中的批评尤为集中:
“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谓先达、后进之士,玄为前后以相推援,如市贾然,以求朝夕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彼又乌知颜子之所为哉!”
朱熹对韩愈的评价是:
“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至于其做官临政,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两种评论,各走极端。如何全面、具体、历史地评价韩愈的人品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关于韩愈的人生价值取向
韩愈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父亲韩仲卿、叔父韩绅卿都有着鲜明的庶族地主立场,为官正直。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说韩愈父亲仲卿调补武昌令时,使“奸吏束手,豪宗侧目”;叔父韩绅卿任泾阳令时,也是“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顷凡百万”。出身在这样的家庭的韩愈,很小就接受了儒家思想,他天性聪慧、读书刻苦,“六经”、“诸子”精通,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不甘穷厄,汲汲于功名富贵。韩愈三岁丧父,母亲身份不明,早逝或改嫁均无记载,赖长兄韩会抚养长大,十岁时韩会受党争的牵连贬官韶州,两年后韩会病逝韶州。韩愈随寡嫂郑氏北归河阳,旋又因河南发生潘镇叛乱,避居江南的宣州。这些惨痛经历,促使韩愈形成了倔强内敛、重于名利的性格和偏狭躁郁的气质。我们通过他的著作以及史料笔记的记载,不难发现他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局限在做官上,形成了官本位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出仕之欲望。另一方面,韩愈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行道”,立志要继承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做一个大儒,把圣贤人格作为自己自修和继承的目的,凭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干一番事业。其中《赠族侄》所说的“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反映出他早年不同寻常的抱负;《出门》诗:“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写他入长安初涉世时孤独沉闷的心绪,决心用古训来鼓励自己坚持走正确的人生道路,用精神力量对抗现实的腐朽。韩愈早年这种对自我才能的强烈自信,对建功立业的满腔豪情,对力挽中唐道德颓丧之势的执着用世意识,并不是狂妄可笑的表现,而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这正是韩愈“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与积极用世心态的形象概括。
二 韩愈的干谒及与权宦的关系评价
韩愈十九岁时,在饱经亲人吊丧之痛后,肩负着光大门庭的重任,辞别在宣州的家人,踏上了长安求仕的道路。从政对于他来说不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而且是谋求生存所需的手段。他在落第后困守长安、生计窘迫并渴望有人引荐时所写的诗文如《上宰相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于襄阳书》等,被人斥为“贪权媚贵”、“急功近利”。从当时环境和历史条件看,是有失公允的。
有唐一代,实行科举制度,但并不彻底,朝廷取士实际上是科举与荐举并存。荐举是指在官员或权贵的荐送下,朝廷不经考试而直接录用的人才。唐太宗时,马周就是西游长安时经中郎将常何荐举入仕为官并终至宰相的。荐举首先要经过干谒权贵,士子须通过诗文让权贵了解自己,由于士子干谒时处于下风,不能不向权贵低头,所谓的文人的气节风度是暂时顾不上的,为了达到被引荐的功利目的,只好自觉贬值,承受人格、个性的委屈、压抑甚至扭曲。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困居长安十年的杜甫不得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身有“傲骨”的李白,到晚年陷入困境时所写的《赠崔咨议》、《天马歌》等,都是直接乞求对方悲悯引荐,获得一官半职。
韩愈始终以干谒为耻,多年后回想起来仍觉羞愧难当。韩愈曾在《与李翱书》说自己当时的处境比颜回还穷,又没有谁可以依靠,不谋求一官半职难以养家糊口,当然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奢谈“失节”与否的。韩愈在干谒时始终坚持了三点:一是不到权贵府上去“摇尾乞怜”,这点杜甫还做不到;二是坚持“儒服者”之礼,维持了读书人最起码的操守;三是以自己为例,希望有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他在《三上宰相书》里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勇于自荐自举的胆略并不是他的缺点,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
韩愈曾作《上李尚书书》,企图为仕进创造客观条件,从宋代至今都受到不少学者指责,认为他在书中对京兆尹李实尽情赞颂,充满谀词。笔者个人认为这种指责有片面性,因为李实当时任司农少卿,又是宗室,且伪装得很好,半年后才暴露其恶迹,韩愈不可能预料得到。韩愈后来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李实,并因此被贬到偏远的阳山,恰恰反映他不惧权势、敢做敢为的性格。
三 韩愈的政治理想和对待国计民生的心态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对人民实行仁政,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原道》),反对繁赋苛征,关心人民疾苦。他一生五次任地方官,均有惠于当地人民。他被贬阳山和潮州时,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出己俸百千”兴教办学,千百年来受人崇敬追思。在袁州任刺史时,放免了七百三十一个奴仆。他多次揭露贪官污吏,主张任贤、屯田、改革币制和盐政,主张减免赋税。他的诗《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都是改革弊政、为民请命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史书认为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有爱在民”(《新唐书・韩愈传》)。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韩愈支持宰相裴度平叛,上书《论淮西事宜状》,担任行军司马,在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镇州军叛乱,朝廷军队被叛军包围,战争形势对朝廷极为不利。韩愈奉命为宣慰使,不顾年事已高,冒着生命危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平息了事态。
唐代中期,佛教蠹国殃民,耗财害政,麻痹人的灵魂。韩愈冒死上书皇帝,撰写了《论佛骨表》,建议皇帝将盅惑民心、罪恶无穷的佛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并表现自己要独立承担因毁掉佛骨之后而可能带来的一切殃咎祸崇。他因此触怒了宪宗,被贬潮州。
韩愈一生,一直反对宦官专权,与他们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写的《上郑尚书相公启》中,曾公开说他“日与宦者为敌”。他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时,就曾杀了一批不法的僧尼道士,激起了宦官对他的极大不满和攻击,并因此降职为河南令。韩愈对宦官的政治态度,在他修撰的《顺宗实录》中反映得尤为鲜明,书中以大量篇幅,直书宦官劣迹,揭露了宦官手下的流氓无赖的丑恶行径,这在宦官专权的时代,是需要极大勇气和决心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冒丢官甚至杀头的风险。
韩愈曾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有人责备其趋附宦官势力,从当时情况看也不属实。韩愈初到董晋幕府中做观察推官,遇上已有较高职位的宦官俱文珍要上调进京,董晋设宴送别,令韩愈写诗作序相送,纯粹是官场应酬文章,不能就因此断定他谄事宦官,缺乏文德。
从上述可知,韩愈应是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司马光和朱熹的评价有失历史真实。
至于韩愈反对王叔文集团及“永贞革新”,确实是错误的。这可能与韩愈个人恩怨与宗派情绪有关,被贬潮州时他所写的《永贞行》诗和《潮州刺史谢上表》文,一则攻击“永贞革新”,二则上表谢罪,委曲求怜。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出自渴望改变自己当时贬谪处境的自私心态和政治需要有关,当然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四 关于韩愈交友教子的原则以及对世俗生活的心态
韩愈非常重视友情,奖掖后进不遗余力。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虽然政见不同,甚至有过误解,但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韩愈专门撰写了《马说》一文,举荐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寒士,如孟郊、贾岛等。他不顾流俗,作有《师说》,以师道自居,振兴儒学,充满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形成了弟子盈门的局面。
有人指出韩愈写了大量的墓志铭,替人歌颂功德,并收取一定的钱财,称之为“谀墓”。为此,仇永明先生撰写了《韩愈谀墓辨》、李光富先生撰写了《论韩愈并不谀墓》,两位先生通过细致的考辨,指出韩愈并未“谀墓”。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既非“谀墓”,也不是为了钱财。今天看来,韩愈撰写这类碑志文章约70余篇,多半符合事实,约20余篇有溢美之词,这主要与墓志铭这种文体本身有关。墓碑、墓志等铭幽之文,一般应死者家属或门生故吏请求而作,作者一般接受润笔(金钱或礼品)之资,势必隐恶扬善,甚至无中生有地对死者进行歌颂。古已有之,不独唐代。韩愈在给某些达官贵人所写的碑志中,确实有些内容不尽真实的情况,这主要有两类:一是被叙述的对象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人物,但称誉过当,有失实之处。他在《衢州徐偃王庙碑》里说:“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诸侯,―出于仁义”。其实,徐偃王行仁义,国谋得到人民和四方诸侯的支持而割据一方。他曾帅九夷以伐宗周,说明他是有政治野心的。韩愈对他过分颂扬,这在当时藩镇割据的情况下,是不适宜的。二是被叙述的对象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韩愈凭个人好感给予肯定或颂扬。如韩宏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任淮西诸军都统,却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作战懈怠,并没有作出巨大贡献,韩愈却把他描叙得和“纯臣”一般,显然就有“谀墓”之嫌了。事实上,韩愈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至于收取一定钱财,也不能一概冠之为“贪财”,因为当时习俗确实如此。《新唐书・韩愈列传》中记载他:“与人交,终始不少变。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说明韩愈是个重情义、重承诺的人,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亲友托孤于他了。
唐代的两性关系比较开放,官吏士子可拥有除正妻外的其他女性,唐代对游妓无禁令,众多士子都与歌妓一定交往,并且成为时尚。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人就是如此,还留下了一些关于私生活的诗词作品。我们不能因为韩愈的《酒中留上襄阳李相公》诗中写有“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就认为他是夸耀他和小妾的私生活是“溺色”,也不能因为他与歌妓交往就是“贪色”。事实上,士子与歌妓的交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心态,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查阅李剑亮先生著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以及沈松勤先生著的《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即使如此,韩愈不隐藏他的世俗生活,不美化他的庸俗,这正是他的率真处。
总之,韩愈的人品高洁,正直坦诚,尽管他的身上还有许多缺点,但瑕不掩玉。闻一多先生曾经将他比为鲁迅,看来亦有一定道理。韩愈以自己杰出的创作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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