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范仲淹

2022-11-17 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儒将范仲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一个人的价值的评判，是以他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或功业成就为基准的，人如果不赢得社会舆论的赞扬或政治权力的认可，很难被认为是实现了人的价值。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 之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在这里强调了“正名”的必要性，它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为政的先决条件。“正名”即确立社会身份。冯友兰先生说：“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意指儒家代表的是当时读书人的立场和利益。孔子之前中国社会是“官师一体”，文化知识被统治阶级所垄断，还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就是享有一种特权。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使更多人能享受到文化教育的权利，改变了知识被垄断的局面。但是在先秦时期文化教育把许多人(包括女性)排除在外，知识分子只占人口很小的比重。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为“士”， “士” 这个词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意味着以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自命，带有政治实践乃至影响政权的目的。《论语》中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宪问》) “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曾子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先秦的“士”是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的担当者，及学问知识的传播者。孔子的“正名”学说所针对的对象是那些拥有了知识又有机会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活动中去的人，对于当时新兴的“士”的性格的基本要求，规定了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责任义务是和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撇开权利谈责任和义务纯属虚妄无稽之论，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凸显出“士”的身份意识，强调了“士权”。

　　范仲淹身份意识的彰显

　　在古代，“士”首先是用知识来完成自我修养，拥有知识的途径是“学”，其次一定要进入权力系统，即“仕”， “学而优则仕”，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论语》一书主要讲“学”与“仕”的问题，范仲淹在“学”与“仕”方面成为士人可资步轨的准据。范仲淹将士人的学风，即士人能否继承儒家的“师道”，认明儒经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看作国家的治乱之源，而此源头的澄清，又在于国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寓南都应天府，当时晏殊为留守，请范仲淹掌府学。《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范仲淹《年谱》载：“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苏州，回到故乡。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为修缮，名其西斋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其二《君子树》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松树写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树与“清风”为伴，身姿“夭矫”挺拔;松树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趋同“兰菊”清纯的品德;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松树青翠如故，独自面对“天地”的严威酷寒;松树声涛如江河，气势磅礴;松树内心如金璧，坚贞完美。通过这些勾勒，松树之清高脱俗、纯正浑厚、桀骜不驯、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松树是当之无愧的“君子材”。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调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任职时建议修复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时人称颂说：“我思范公，水远堤长!”(杨阜：《画像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这一年，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公元1041年，年过半百的范仲淹在今庆城县城(宋代称庆州)就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庆州知州时，担当起了抵御西夏人入侵的重任。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奉调回京，旋除参知政事，仕途如日中天，主持“庆历革新”。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这一改革在制度上就是要改变宋太祖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官员发难，所以，改革将要撼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受到阻遏，变革虽未成功，范仲淹历任地方长官职务，报国利民志向未变。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代范仲淹画像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夫人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主要影响

　　政治贡献

　　实施新政

　　主词条：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修捍海堰

　　范公堤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苏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赈灾济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军事思想

　　嘉岭山崖刻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文学成就

　　散文

　　明代范仲淹画像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明代范仲淹画像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教育方略

　　诏令办学图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书法成就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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