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关心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诗可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种感情，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诗圣杜甫的襟怀。
中国诗圣的襟怀
——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
杜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人民尊称为“诗圣”。那么，杜甫为什么会被推崇为“诗圣”呢？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多、写得好吗？是因为他的诗诸体咸备、登峰造极吗？是因为他的诗记录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真实历史吗？当然，这些条件都是他所固有和具备的！但是，仅仅具备这些条件还远远不够。从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及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可以得知：杜甫之所以成为一代诗圣的关键，正是他无比宽厚、无比伟大的“诗圣的襟怀”！
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内部尖锐的政治的斗争，已反映为突出的社会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诗人先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后又被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作》)杜甫当真是“怕趋走”、想“逍遥”吗？非也！安史之乱发生时，诗人正自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谁知小儿子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然而，即使这样，诗人得知安史叛乱后，毅然决然地满怀爱国热情，投奔刚在灵武即位的太子李亨而去。路上被捕，后又逃出长安再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其间的艰险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就在凤翔，诗人被授予左拾遗之职，虽只八品，但却清要。然而，也只不过几个月，杜甫即被唐肃宗打发回家了。诗人一腔的忧国忧民之情、报效国家之志终于未能得以充分展示的良机。此后，八年的安史之乱，腥风血雨更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的严酷现实，使得诗人发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叹——面对如此破败的江山，中年“诗圣的襟怀”表现为忧时忧国、厌战爱民的复杂情感。而当战乱终于结束，朝廷平叛胜利之时，诗人立即咏出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生平第一快诗”，爱国精神和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于今读来，仍觉令人情感激荡，似乎青春也要“鼓翼而飞”了(霍松林语)。
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亲近人民，在杜甫那“诗圣的襟怀”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喜雨》)，若非关心农民和农事者，是不会如此渴望甘霖的。而《又呈吴郎》，则是诗人煞费苦心写出的一首劝言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为了寡妇打枣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小事，诗人却于平凡中深刻地揭示了陷人民于水火的社会根源，这不是杜甫忧国爱民伟大情怀的自然流露吗？
为了躲避战乱，早已遭贬罢职的杜甫，带领全家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远离中原的蜀都平原。在许多亲友的资助之下，诗人选址在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一座著名的杜甫草堂：“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不料，次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场秋风裹着秋雨，无情地将茅屋吹破，同时也催成了杜甫一首表现着诗人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怀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秋雨之夜，诗人的思绪，并没有局限在自己个人的恩怨得失，也没有拘泥于一座茅屋的残破漏雨，而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联想到了处于同样境况中的“天下寒士”。正是因为这样改变现状和济世救人的崇高理想，正是因为这样牺牲个人和幸福他人的思想境界，晚年的诗圣才更由衷地显示出他感人至深的博大胸怀，这首诗也才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上，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并非少数。但是，能够像杜甫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或无论“处江湖之远”都能始终如一地忧国忧民之人却不很多。尤其在个人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的困苦境况之下，尚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国为民而忧乐，则使人尤感敬佩之至！
杜甫的家国襟怀
无论处于庙堂还是远走江湖，他都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终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怀民族命运，关心苍生社稷，他就是唐代诗人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人，生于巩县，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造就了他一生的“稷契”襟怀。
“稷契”即稷和契的合称，稷是后稷，传说他在舜时教人稼穑;契，传说是舜时掌管民治的大臣，二人皆为唐虞时代的贤臣。《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心怀，我们在杜甫的诗文中也常常能感受得到。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遭遇中年丧子的人生巨痛，痛定思痛后，诗人仍能将惦念和忧虑推己及人，“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份襟怀着实让很多人自愧弗如。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云：“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既以稷契自许，亦以此来要求自己，他在指斥佞小干政，斥责这些人“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愤恨“君侧有谗人”，揭露他们“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儿媚至尊”的同时，仍不忘尽可能为百姓办实事，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就是指此而言。故而杜甫虽为一介寒儒，却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由时局动荡不宁而想到欲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杂，为天下扫除祸患，虽为诗中之语，亦足见其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北宋王安石在一首题杜甫画像诗中说：“惟公之心古亦少, 愿起公死从之游。”说来，这就是杜甫稷契襟怀的魅力之所在。
安史之乱，杜甫落入了叛军手中, 一度身陷长安险境，从此他的伤乱忧时便与自身的遭遇联系在了一起，相继写下了《春望》《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名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击碎了国家的安宁祥和，盛世王朝变得满目疮痍。国难家仇，不知何时休止的战乱使其忧虑满怀！于是《哀江头》有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无声的哭泣是为自己，更是为这个王朝。
虽身逢战乱，但杜甫的忠君恋阙之心丝毫未变。“况我坠胡尘，及归尽华发。”为国为民忧愤成疾，头发都急白了。他“脱身得西走”“辛苦贼中来”时，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兵荒马乱之中，不畏艰险，抛离家小只身投奔新君肃宗，这是怎样的一个“稷契”之臣？
乾元二年(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谁知到了八月，一场秋风吹破茅屋，接着大雨又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见。然而，就在这最沮丧、最无助、最需要关怀的时候，杜甫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慨叹。雨脚如麻的凄冷寒夜之中，置自己床头屋漏的劣境于不顾，推己及人，大爱天下，这样的稷契襟怀，怎不让人感动、景仰？
宝应二年(763年)春，杜甫居梓州、阆州间，时春旱严重,忽有夜雨降临，喜不自禁，遂作《喜雨》：“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由天旱想到农事，由旱灾想到兵祸，突然降临的夜雨,让杜甫喜出望外。但他深知，久旱之后的一场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老百姓仍不知何时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自己心中郁积的愁思心结亦不知何时才能解开。这种心境之下，杜甫的思绪再一次由巴蜀飞跃到了吴越。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远在巴蜀的杜甫，刚刚因为一场及时雨缓解了这里的旱情而眉头略为舒展，转眼之间，又担心起数千里之外的吴越之民来了。此等情怀，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喟。
杜甫有过居庙堂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是身处江湖，可他始终保持着初始的那份稷契襟怀。位卑未敢忘忧国，暮年的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思君报国之心处处可见。如“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等。对此，南宋洪迈《容斋续笔》有云：“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
杜甫的政治理想从感同身受的苦难出发却又远远超越了个人，北宋黄彻说他是“迹江湖而心稷契”。想必，这也正是杜甫感动后世千年的伟大之处。
轶事典故
字号别称
杜甫表字子美。因居长安时期，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因在唐肃宗时曾任左拾遗，在成都时被举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在唐代文学史上，他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与“小李杜”杜牧、李商隐区分，还称为“大李杜”），为与“小杜”杜牧作区分，也常被称为“老杜”；也有人将其与韩愈并称为“杜韩”“韩杜”。因在文学方面杰出的成就，杜甫也有“诗圣”的尊号。
炙手可热
青壮年时期的杜甫，曾因察觉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七言长篇古诗《丽人行》。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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