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勾勒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童话世界。
鄂温克人坚持自己万物皆有灵的生活理念，信仰神明、敬畏自然。这与部分“返魅”的思想不谋而合。适当的节制人类无限膨胀的物欲，精神有所皈依，精神有所畏惧，与可持续发展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对人类重塑精神家园具有某种启示。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又译“世界的解咒”，最初的意思是将宗教中的神秘面纱揭开，“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the Elimination of the World)”，韦伯将其具体解释为“拒绝将圣餐中将象征着自己的血和肉的酒和面包分给门徒，这样他们就能在自己殉道以后得到拯救，拒绝这种宗教说教也是一种祛魅”。
美国当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提倡部分的“返魅”(reenchantment)。他说：“自然被看做是僵死的东西，它是由无生气的物体构成的，没有生命的神性在里面。这种‘自然的死亡’导致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后果”。魅，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形声。字从鬼，从未，未亦声。“未”意为“枝叶招展，花香袭人”，引申为“外貌讨人喜欢”。“鬼”指阴间的人。“鬼”与“未”联合起来表示“外貌讨人喜欢的鬼”。本义：貌美的鬼。汉语中魅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未知性，没人知道鬼长什么样，这在无形中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英语中没有单独“魅”这个词，与之相对应的“enchantment”当“魅力”讲，很长一段时间内“魅”将人类的想象力无限放大，人们将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魅的范畴，即宗教充满了魅的色彩。然而，当宗教的神权统治束缚了人类的发展时，“祛魅”诞生。本文认为“祛魅”是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权争夺的一种手段，“祛魅”作为一种消解话语权的理论存在，其主要目的是打破宗教神权的统治，进而发展社会科学，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的精神困境并未得到解决。例如，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思考始终困扰着人类。因此，“返魅”潮流复苏。“返魅”是“部分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使人对自然有一定的敬畏心理，建立一种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人统治自然的霸权理念。
一 追溯精神家园――万物皆有灵
“我生长在大兴安岭，受鄂伦春人‘万物皆有灵’论的影响，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做是生命的伙伴”。这是桑克《作家迟子建访谈：在厚厚的泥巴后面》中的一段话，用“万物皆有灵”来解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理念是恰当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延续了迟子建多年来的写作意向――寻找精神家园，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表达这个主题，感恩自然、一切皆有灵在这部小说中同样充沛。无论山川、林木在小说中皆有神灵庇佑，玛鲁神、火神、山神，甚至较大的猎物熊等，鄂温克人都怀有敬畏，特别是大型猎物一定要经过祭祀才可以吃。在这片被神统治着的区域，古老的鄂温克族过着渔猎的生活，以打猎、放养驯鹿为生，男人从事打猎，女人、小孩对猎物进行处理、采摘野果、给驯鹿挤奶，然而鄂温克人打猎不杀幼崽，烧火只烧失去生命力的树木。他们的`生活强调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人与动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在森林中生活保持着对自然界神明的敬仰，保持了一种原始、朴素的泛神思想，因此对自然的索取存在一种感恩与敬畏，人、动物对自然的索取均在自然界的承受范围内进行，并没有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然而，文明叩开鄂温克族的大门，打破了这种原始的生存状态――猎民们到山下的激流乡过定居生活，睡在屋子里，而不是可以看到月亮、听到风声的希楞柱;驯鹿开始圈养，而不是自由的寻找食物，它们开始丧失了灵性;有病看医生而不是祈求萨满等，这是文明的侵入，“祛魅”思想的开始。但奇怪的是，在屋子里睡觉使猎民患上了失眠症;驯鹿开始绝食;现代医学也救治不了小达西夫妇的不孕不育。于是，鄂温克人重新回归山林、希楞柱、萨满，“返魅”悄无声息的进行着，“祛魅”被“返魅”战胜。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将新时期中国文学“返魅”推向新的高潮。在对“寻根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百年孤独》中，这部小说用“魔幻”替代“魅”，故事的情节发展是按照一个神秘羊皮卷的记载进行的，名字被重复使用，人的命运具有重复性，最终马孔多消失在工业文明入侵的时代。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就有《百年孤独》的影子，老达西死了，小达西诞生，小达西父母不孕不育，在小达西夫妇身上重演等。“返魅”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韩少功《爸爸爸》将丙仔意象化，古老的陋习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传统的批判性可见一斑。《额尔古纳河右岸》则不同，他将一种古老的生活传统写得唯美、恬静，让人觉得亲近甚至向往，但作品中最难得的是鄂温克人清醒地认识到“世上哪有世外桃源呢!”体现了这个古老民族对生活的认知与苦难的承受力。这种忍耐与神灵神圣不可侵犯有着很大关系，渎神的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此，马粪包在吃熊的时候将熊的骨头乱扔，骨头会卡住他的喉咙。保持对神的敬畏，才会懂得感恩，因此获救后马粪包将自己自宫以示忏悔。至此，“返魅”主题中灵魂有所敬畏在此得到了树立，也解释了人精神家园中神的重要性，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正如迟子建自己谈到的，“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
二 追问终极问题――对死亡的坦然
“祛魅”后的世界将人类的信仰打破，人的精神陷入了无限的虚空之中。渐渐的，人发现了许多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人将如何面对死亡?鄂温克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近乎于一种浪漫想象――风葬，选择四棵直角相对的大树，砍了些木杆，担在枝桠上，作为一张铺。这样“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太阳和月亮，小松鼠会抱着松塔，跳到她身上和她玩耍”，“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要幸福”，这种美好的理解使人在面临死亡时不会感觉到无望与恐惧，因为死亡是另一个美好的开始。《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将死亡化为一种美好的柔情、浪漫。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也是“返魅”的力量。 迟子建在谈到他的《伪满洲国》的时候说，萨满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等，大自然中有很多我们还未探知的奥秘，因此不能把萨满的存在看成一种“虚妄”。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把这种对于死亡坦然的态度描绘到了极致，“他们在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中所体现的那种镇定、从容和义无反顾，是这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写他们的时候，想象肯定是苍白的，因为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段连着一段的传奇。”
谈到死亡，不能绕开迟子建在丈夫去世后完成的一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这部小说讲述了“祛魅”后的社会，人们没有信仰，社会变迁给各个人物命运带来的种种不测。没有了敬畏，女儿出卖了父亲，为了获得救赎，她不断地帮助不能生育、将死之人生孩子，以求维持一个家庭的存在，最终女孩死于难产;医生将自己隐藏于深山老林，给人做整形手术为生，但只是改变人的外貌，而无法拯救人的内心，最终医生被精神病人用枪杀死，没人为其讨回公道。“祛魅”后的世界，死亡是令人害怕恐惧的冷冰事情。
“祛魅”给人无畏的勇气，却也给人带到更大的虚无，填补这种精神空虚就是“返魅”。因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酣畅淋漓地抒写了“返魅”给人灵魂的依偎。灵魂有所依附，精神有所敬畏，人在面临死亡会有一种平静与归宿感。伊芙琳在自己老去的时候，开始吃花瓣为生，似乎是要荡涤尽自己的污浊，她平静地离开了，没有喧闹与惆怅。生与死本身就是一种替代，老达西死了，小达西出生了;安道尔死了，安草儿继续着安道尔的愚痴;马伊堪死了，留下西班继续陪着拉吉米等，这一系列的生与死构成了平衡关系，即生即死，同样也是自然规律的和谐状态。
三 “返魅”文学与“祛魅”世界――对和谐理念的建构
“祛魅”与“返魅”最大的争议是建立何种社会理念。“祛魅”是伴随着启蒙主义应运而生的，他诞生的背景是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打破旧有的社会统治阶级，与教会、统治者争夺话语权，“祛魅”对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的依据。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依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是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膨胀的物质欲望将人的灵魂陷入了极度的自我膨胀之中，如何解决精神危机?“返魅”成为了首选。因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构建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和谐生态图景，这并非是她一时兴起。这部作品 “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迟子建认为写作“要爱自己脚下的土地，要一点点地挖掘它，感受它的温度，体味它的博大，这样，你就有了‘根’”。迟子建的 “根”正是基于建立一种和谐的、不随波逐流的社会理念，这种理念作为一股清晰的力量，充斥着中国文坛上的主流话语。迟子建笔下恬静的故乡，展现着另一股北国冰封的景象。那里的人们，仿佛生活在童话世界中，用浪漫的视觉来观察这个寒冷的世界。她笔端流淌的不仅仅是北方独有的风光，更是在旷野的东北，一个地域下的人类的生活状态，以及这种适合地域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面临着“祛魅”的意识形态氛围，一个个“神”被科技之剑摧毁，被工业文明取代。然而，无论是九寨沟的神奇风光，还是神农架的野人传说，亦或者沈从文故居的湘北风光，拥挤的人流彰显“魅”的魅力。对于神秘，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形态的偏好，对于“返魅”的追求仍然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面对当前的大千世界，在带给人们更大满足的同时又带来了更大的物质与精神的空虚，这个“得”与“失”的循环，构建了“祛魅”与“返魅”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迟子建在“生”与“死”、“知”与“未知”、“放纵”与“敬畏”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人类在“祛魅”中，欲望无限膨胀、无休止索取，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而带有敬畏的“返魅”，适当、合理的生活理念，有助于现代人走出物质圈，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存发展层次。正如迟子建自己所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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