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主题，欢迎阅读。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族物质文化主题
一部作品离不开时代与周围环境的影响，一部作品往往记录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记录了一个民族史诗般的文化旅途，让我们一起走进额尔古纳河，感受不一样的文明，反思当今的社会发展。
1.鄂温克民族的狩猎文化
《额尔古纳河右岸》整部作品都弥漫着苍凉的气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鄂温克民族最后的历史遗迹。这部书开篇则是以女人的视角来看待变迁的鄂温克狩猎文化，女人以其细腻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回忆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让人感动也让人绝望，这是原始部落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无声的控诉。以淡淡悲哀的语调叙述着残酷的历史文明变迁，述说着世代居住的梭罗子变成了白墙红顶的房子，固定的房屋成了鄂温克民族的“坟墓”；习惯了的璀璨星空的夜晚变成了灰蒙蒙的就像被魔障笼罩了的天空，作者有苍凉无奈的描写展现了现代文明对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损害。
(1)最后的狩猎
鄂温克民族是我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里，他们依靠着山林生存。他们勤劳、善良，他们是最勇敢的猎人。
正如作品开篇则是讲述了林克猎熊的过程，其中充满着鄂温克民族世代传下来的宝贵的经验智慧，写出了鄂温克民族对于山林里动物的生活习性的熟知，那就像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与生俱来。狩猎既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他们依靠自然生活，他们感谢神灵的赋予。
(2)狩猎的方式
鄂温克民族通常以“乌力楞”作为部落的基本组成，乌力楞中有着严密的组织，他们共同的狩猎，然后进行有组织的分配。其中乌力楞的家族长是由选举产生，一般由最优秀的猎手担任。家族长按照狩猎的季节以及地点的特点组织狩猎，狩猎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围猎，是鄂温克民族最古老的一种狩猎方式。围猎需要团体作战，因此家族长在围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指挥团体进行有序的包围山头，然后慢慢的缩小包围圈，并且随时关注猎物的动向，然后猎取猎物以后，要根据需求等进行统一分配，保证公平公正，从而带领着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壮大。
追猎，是一种不分季节的狩猎方式。追猎考验的是鄂温克民族猎人的经验以及智慧，猎人凭借着对于森林中动物的熟知，对其排泄物、足印、毛发、地理环境等判断出猎物的方位，然后凭借着勇气进行追猎，最后捕获猎物。
鄂温克民族世代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中，他们已经发明了很多种的狩猎方式，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以及辛勤劳动生存着，然而有一天工业文明到来了。毁坏了山林，摧毁了时代沿袭的生存方式，鄂温克民族就像是一个丢失了魂灵的旅人，游荡在繁华而又迷乱的现代社会中。
2.桦树皮文化
“白桦树是森林中穿着最为亮堂的树。它们披着丝绒一样的白袍子，白袍子上点缀着一朵又一朵黑色的花纹。”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对于白桦树的描绘，可见白桦树在鄂温克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桦树皮与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桦树皮在鄂温克族人手中被制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且将实用性与艺术性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鄂温克族人将桦树皮制成放东西的盒子，或者盛水的桶等等，桦树皮充满了鄂温克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桦树皮制品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桦树皮已经成为鄂温克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桦树皮的制作方式仍然有很多在当今社会中流行，它凸显了一种绿色、环保的生存方式。为我们当今社会的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萨满教文化主题
宗教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人们往往依靠着这种精神信仰度过生命中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困苦。例如，我国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给我国千百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同样鄂温克民族的萨满教也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教的文化主题也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1.萨满教概述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是我国东北宗教的一种统称。在鄂温克民族中萨满既有其宗教价值也有其社会价值。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萨满教既担任着鄂温克民族的精神导师的作用，还担任着制定猎物的围猎以及分配等鄂温克民族的发展的作用。另外：“原生性宗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把个人体验以及想象的神和神性社会给予集中和筛选，通过世代相传的神话，规范成全社会制度。”可以说萨满教的文化是鄂温克民族的灵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2.萨满教的宗教观体现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带着人性的大爱将萨满文化与鄂温克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凸显出鄂温克民族的灵魂。迟子建认为萨满教可以说是自然界通灵的一种媒介。跳大神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事情在宗教中是十分常见的，既然自然界中有着无数我们无法参透的奥秘，为什么就不能够默认其存在呢?萨满教的起源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被认为是一种泛神崇拜。
对于灵魂的崇拜。例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中对于熊的灵魂崇拜中写道：“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的叫上一刻，想让熊的灵魂知道，不是人要吃他的肉，而是乌鸦。”萨满教信仰者人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有灵魂，因此我们要尊重自然界，要敬畏灵魂。
对于祖先的崇拜。不难理解鄂温克民族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中，他们捕猎的技巧、智慧很大一部分源于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他们沿袭着祖先的生存方式。因此对于祖先他们是感恩的，甚至是崇拜的。所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描写到在氏族搬迁时，由玛鲁王驼载的玛鲁神走在部落的前方。
对于自然神的崇拜。鄂温克民族世代依靠这森林生存，对于自然他们心存感激，是自然神赋予了他们生存的权力。鄂温克民族对于自然神的崇拜非常的广泛，他们崇拜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等。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自然界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面临着自然神的愤怒。这是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中》对于当今社会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的思考。
三、《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文化主题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对鄂温克民族的生活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鄂温克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下的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历程，让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的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我们千百年来所关注的问题。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一直以自然地主宰者自居。我们任意的砍伐森林，我们肆意的排放污染的废水、废气，我们控制自然，我们主宰自然，因此让我们的贪欲不断的壮大，从而使得如今的社会乌烟瘴气。《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迟子建的一种精神上的故乡。他用泣血的手笔，悲哀的语调讲述鄂温克族在工业革命中走向末路的原始文明。鄂温克族人在自然中狩猎，在萨满文化中崇拜自然，他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同样享受着自然地馈赠，他们在与自然地和谐共处中得以生存发展。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可是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我们生活的空间不断地被损坏，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在寸步难行。面对着畸形发展的社会生活，让我们一起将目光投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感受鄂温克民族的原始文化，深思当下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让我们的社会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
内容简介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创作规程
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迟子建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在这时，她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
2004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迟子建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作了几万字的笔记。2005年，迟子建开始在故乡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主题思想
《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
迟子建是一位将根深植于“自然”的“诗人”。东北边陲的自然风物赋予了她审美的灵性感知和思考深度，而富有神奇宗教色彩的萨满文化的濡染则使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遍布着“万物有灵论”的浪漫气息。故乡的自然风景成了她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支点和焦点。但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自然”实践着一种拒绝方式，即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对象化为“背景”和“死灭的图案”的方式的拒绝，这种拒绝恰恰为自然构建起了可以与人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恢复自然的灵性主体地位。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学中提倡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文学表征。因而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自然万物被赋予了灵性，拥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它们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清晨”中就这样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驯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绝对是能与人类平等对话的灵物，迟子建笔下的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好像在为自己挖墓穴……”可以说，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生命意象与人的和谐共处，为迟子建的艺术世界的构筑，为安放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人类家园点亮了一盏寻回灵魂的明灯。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自然有灵性地与人类同悲喜的动人景象比比皆是。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自然万物都是一个个自由自在的独立个体，被神性的光辉笼罩着，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她以“万物有灵论”观照大自然，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宇宙生命的整体关注，哪怕再微小的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也能在她富有诗意的叙述中被凸显。
艺术特色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故事，且叙述主体又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个性更为鲜明的叙事视角。叙述者“我”是一个置身整个故事中的老人，是“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见证并亲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人近百年的游牧生活及其最终命运。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我”的叙事视角的多重性：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回忆的主体和故事的讲述者。其叙事的展开也带有一种自然状态的自我交流的特征。“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这种透露着淡淡忧伤的平缓语气的第一人称叙事，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并产生了亲和力。不管是说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都不自觉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幻境，读者的情绪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情节的推进而起伏。同时，整个故事都是一个九旬老人追忆性的自言自语，这种叙事视角在其说或不说以及说给谁听等方面都带有一种随意性，同时也强化了读者在听或不听以及认同与否方面的某种自主性。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魔幻色彩，其魔幻色彩又都与小说独特的叙事内容密切相关。这种魔幻色彩则着重体现在虔诚、悲悯的民族和部落信仰上。鄂温克族虔诚地相信万物皆是神，对生灵尤其是树木和驯鹿“玛鲁王”怀着崇高的敬畏；每个部落又都会诞生一个有着超常能力的萨满，通过萨满跳神可以驱赶病魔，而这种治病方式的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因此，小说中的尼浩为了救治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作者以这种魔幻的方法叙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人性美好而善良的一面，体现了其部族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包容性。萨满们以神赋予自己独有的超能力来保护着族人们，而自己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者在为其唱颂歌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作家自身独有的细腻情感和悲悯情怀。
作者简介
迟子建，作家，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著有《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长篇小说，《逝川》《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小说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散文随笔集。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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