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篇以鄂温克族人生活为题材的史诗性的优秀小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一、忧伤的生态灵魂与无奈的抗争
小说《右岸》满含深情地描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个鄂温克族人生活栖息的特定“场所”。海德格尔对场所的阐释，“这种场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缘整体性参与规定的，而上手事物之来照面就是向着这个因缘整体性开放的”。《右岸》深情地描写了鄂温克族人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山水水的须臾难离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特殊生活方式，一草一木都与他们的血肉、生命融合在一起，具有某种特定的不可取代性。鄂温克族人特殊的“家园”有“场所”的独特性，甚至是不可代替性，是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重要内涵。
小说形象地描绘了鄂温克族人特殊的生存“场所”，他们特有的生老病死与婚丧嫁娶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鄂温克族家园特有的生态存在之美，既有阴性的人与自然协调的安康之美，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抗争的阳刚之美，集中表现在两代萨满为部族利益所进行的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生态崇高”。
《右岸》以反思游猎民族鄂温克族丧失其生存家园而不得不搬迁定居为题材。迟子建在小说的“跋”中写到，触发她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她作为大兴安岭的子女早就有感于持续30年的对茫茫原始森林的滥伐，造成了严重的原始森林老化与退化的现象，而首先受害的则是作为山林游猎民族的鄂温克族人。作者从接到一位友人有关鄂温克族女画家柳芭走出森林，又回到森林，最后葬身河流的消息以及作者在澳大利亚与爱尔兰有关少数族裔以及人类精神失落的种种见闻中，深深地感受到原来“茫然失其所在”是当今人类的共同感受，具有某种普遍性，于是作者下决心写作这个重要题材。而她在深入到鄂温克族定居点根河市时，猎民的一批批回归更加坚定了她写作的决心。于是，作者开始了她的艰苦而细腻的创作历程。
作者采取史诗式的笔法，以一个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奶奶、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口吻，讲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百年来波浪起伏的历史。而这种讲叙始终以鄂温克族人生存本源性的追溯为其主线，以大森林的儿子特有的人性的巨大包容和温暖为其基调。整个的讲叙分上、中、下与尾四个部分，恰好概括了整个民族由兴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个过程。讲叙者道出了额尔古纳河与鄂温克族繁衍生息的紧密关系，它是整个民族的中心，世世代代以来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二、自然的儿子与自然的生存方式
额尔古纳河周边的大山――小兴安岭也是鄂温克族的滋养之地。讲叙人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父亲、母亲、丈夫、伯父和侄子的不凡的生命历程及安息之所。“风葬”是鄂温克人特有的丧葬方式：选择四棵直角相对的大树，又砍一些木杆，担在枝丫上，为逝者搭建一张铺。然后将逝者用白布包裹，抬到那张铺上，头北脚南，再覆盖上树枝，放上陪葬品，并由萨满举行仪式为逝者送行。这种风葬实际上说明，鄂温克族人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他们是大自然的儿子。
额尔古钠河与小兴安岭还见证了鄂温克族人的情爱与事业。讲叙人讲述了自己的父辈以及子孙一代又一代在这美丽的山水中发生的生死情爱。鄂温克族人真正是大自然的儿女，大自然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爱情的信物也完全来自于自然。鄂温克族人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化在周围的山山水水之中，他们的生命与血肉已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额尔古纳河与小兴安岭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与生存的须臾难离的部分。
经过多年开发，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生活在山上的猎民不足两百人了，驯鹿也只有六七百只了。于是人们决定迁到山下定居。在动员定居时，有人说道，猎民与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保护，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平衡，再说现在对动物要实施保护，不能再打猎了。鄂温克族人也是森林之子，他们狩猎不杀幼崽，保护小的水狗，烧火只烧干枯的树枝、被雷电击中失去生命力的树木、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使用这些“风倒木”，而不像伐木工人使用那些活得好好的树木，将这些树木大块大块地砍伐烧掉。他们每搬迁一个地方总要把挖火塘和建希楞柱时戳出的坑用土添平，再把垃圾清理在一起深埋，让这样的地方不会因他们住过而长出疤痕，散发出垃圾的臭气。他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即便猎到大型野兽也会在祭礼后食用并有诸多禁忌。我们从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讲叙中领悟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小兴安岭，那山山水水，已经成为鄂温克族人的血肉和筋骨，成为他们的生命与生存的本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人类的生存与生命的本源就是大自然。
三、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和谐
迟子建在小说《右岸》中以全新的生态审美观的视角进行艺术的描写，在她所构筑的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中，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的认识对象，也不仅仅是什么“人化的自然”“被模仿的自然”“如画风景式的自然”，而是原生态的、与人构成统一体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
迟子建在《右岸》中所描写的这种“真理自行置入”的美，不是一种静态的物质的对称比例之美，也不是一种纯艺术之美，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在“天人之际”中的生态存在之美，特殊的人性之美。迟子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这种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阴性的安康之美，另一种是阳刚的壮烈之美，是一种特定的“生态崇高”。
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具有前现代的明显特色。这种敬畏又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鄂温克族人所崇信的萨满教及其极为壮烈的仪式之中。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原始部落自然崇拜的表现。这种宗教里面的萨满即为巫，具有沟通天人的力量与法术，其表现是在如醉如狂、神秘诡谲的跳神中。作为叙述人伯父的尼都萨满是书中描绘的第一代萨满。他在宗教仪式中体现出来的崇高之美集中地表现在为了对付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那场不同寻常的跳神仪式之中。日本占领军吉田带人到山上试图驯服鄂温克族人，在这样的关系部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尼都萨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而且说他要用舞蹈治好吉田的腿伤，但他要付出战马的生命，而且同样是用舞蹈让战马死去。那个为部族利益与民族大义在跳神中奉献了自己生命的鄂温克族萨满，他的牺牲自我的高大形象，他在跳神时那神秘、神奇的舞蹈及其难以想象的效果，制造出一种跪谲多奇的崇高之美，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崇高”。以这样的画面作为小说的结尾，就是以崇高之美作为小说的结尾，为作品抹上了浓浓的悲壮的色彩，将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人充满人性的生存之美牢牢地镌刻在我们的心中。
小说启示我们，地球家园中存在着众多文明形态，众多的生存方式，这样才使地球家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绚丽多姿的色彩。因此，保留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地球家园生态平衡的需要。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自己是大自然的儿子，珍惜自然，爱护自然，就是珍惜爱护我们的父母，也是珍惜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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