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迟子建,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迟子建人物访谈
新年伊始,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满怀真诚地向广大读者端出了一份唯美、优雅而温暖的精神大餐,那就是近期上市的中短篇小说集《黄鸡白酒》。《黄鸡白酒》一书收录了迟子建近两三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5部,均为首次出版。今年也是迟子建写作生涯的第30个年头,自1983年开始写作,她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一直坚持稳定而持续创作的迟子建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写作境界,总是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更好一些,于是才一路写了下来。
《黄鸡白酒》的春婆婆具备我喜欢的女人品质
齐鲁晚报:《黄鸡白酒》写了一位小人物——春婆婆,有人说从春婆婆的故事中可以窥见作者淡泊、善良的人生态度。
迟子建:这篇小说的故事是哈尔滨“分户供暖”改造时,我亲身经历过的,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春婆婆。春婆婆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平凡女人的史诗,虽不惊天动地,但她在世俗生活中,隐忍、宽厚、善良、惜福、懂得爱、百折不回,这都是我喜欢的女人的品质。
齐鲁晚报:《黄鸡白酒》的世俗生活中,您写了东北人糊窗户、供暖分户等琐事,但是细细想来这些东西应该都已不再是哈尔滨现代生活中的主流事情,或者说这些事情是即将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事物。
迟子建:城市改造不仅是哈尔滨一座城市面临的问题,有些好的东西也改掉了,像适宜东北民居生活的木窗。我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依然可以见到他们还在用这样的木窗,非常漂亮。而我们改造城市,往往是往时髦上改,失去了烟火气,这样的城市和我们的生活就没有贴心入肺的感觉。我并不是想留住过去,但我想留住过去好的东西。要知道,新的不总是美好的,旧的也不总是落后的。
齐鲁晚报:第一遍看到结尾,对于《黄鸡白酒》中最后出现的这只羽翼漂亮的大公鸡百思不得其解,再看第二遍发现春婆婆年轻时是抱着大公鸡成亲的。即便这样,我还是无法很好地解读这只大公鸡。“她扔下伞,吃力地抱起湿漉漉的鸡。雨水是那么凉,可那只鸡还是温热的。它那还突突跳动的心,令她战栗不已。”为何春婆婆会战栗不已?
迟子建:我小时候看家人宰鸡,鸡被抹了脖子后,不是立刻气绝身亡,它还要扑腾几下、蹬蹬腿。而春婆婆抱起的,就是这样一只没有死透的公鸡。以她经历的一切,她当然会怜惜这只公鸡。一颗还在突突跳动的心,也许顷刻间就会成为休止符,谁都会战栗不已。
作家要为故事找好形式的归宿
齐鲁晚报:《黄鸡白酒》虽是中篇小说,但是其中写到的人物形象却非常多,而且他们的故事也都很饱满,展示出丰满的世态。您是如何揣摩、捕捉这些不同职业、不同脾性的小市民的特征的呢?
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活场景我非常熟悉,因为我就在那带街区生活了七八年,也熟悉那些宰鸡的、卖鱼的小贩。他们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但我采买时,爱跟他们聊上几句,听他们发发牢骚,了解他们的生活,也熟悉他们的语言。我很喜欢逛夜市,那是平民的舞台,我小说中的人物,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齐鲁晚报:有评论家说您最近几年的作品,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和《黄鸡白酒》,与早期的《北极村童话》等作品相比,在写作手法上开始转型,开始深入刻画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心理,而现在您的新小说又开始关注琐碎的生活,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迟子建: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个变化对我来说始终是“渐变”,也就是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变化。我没有刻意转型,只不过人到中年,更喜欢沉实的东西。而真正打动人和震撼人的,也往往是世俗生活中的东西。
齐鲁晚报:新作品《黄鸡白酒》收录了您5个中短篇小说,而且都是最近的新作。在多年的创作中,您对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有何不同的认识?您曾说如果每年不发表两到三部中短篇就觉得“粮库”亏空了,会心虚。
迟子建:我写作了三十年,出版了八十多部作品,长中短篇皆有。我一般在长篇写作前,会写几个扎实的中短篇,作为长篇的“前奏曲”。而长篇完工后,我又会写几个中短篇,作为长篇的“安魂曲”。所以中短篇写作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能用短篇完成的小说,我决不会写成中篇;而一个中篇就能讲述的故事,我决不会把它生硬地拉长。在我眼里,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最恰当的长度,作家所要做的,就是为故事找好形式的归宿。
齐鲁晚报:在阅读上您有没有偏爱的中短篇小说作家?您的阅读偏好是什么?
迟子建:我喜欢读中短篇小说,古今中外写中短篇的名家太多了,如果罗列下来,那会是一个很长的名单。
在写作上,不入潮流等于获得了大自由
齐鲁晚报:提到带有东北特质的女作家,萧红是绕不过去的。而且这两年,纪念萧红的活动日渐隆重,更有电影和电视剧专门来刻画萧红。同是东北土地上的女性作家,您怎么看萧红这位伟大的`作家?
迟子建:萧红是东北黑土地的骄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她的人生经历和她的文学成就,无人逾越,不可复制。其实萧红的文字是寂寞的,人们能重新发现和认识萧红,说明我们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那么悲哀。我喜欢萧红,喜欢她作品中辽阔的忧伤。
齐鲁晚报:多位评论家或者研究者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您是很难归类到哪一个流派之中的作家。您认同这种看法吗?在写作上,您如何定位自己与当下这个时代文学主流的关系、与当下写作潮流的关系?
迟子建:我小时候在山间,看了太多的溪流。不是所有的溪流都要汇入江河的。在写作上,不入潮流等于获得了大自由,说明你走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最美好的评价了。
齐鲁晚报: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您“虽然少年成名,但一直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创作冲动,没有出现创造力中断、疲软的情况,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准上,几乎没有失败的作品”。
迟子建:不错,我写了三十年,没有一年中断过写作。能够持续写,与我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每年大约有半年在故乡,半年在哈尔滨。《黄鸡白酒》的故事发生在哈尔滨,即将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一部中篇故事也发生在哈尔滨,而这部书中的《别雅山谷的父子》、《七十年代的四季歌》的故事,却发生在我的故乡。我有广阔的写作领地,不乏写作资源;还有,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写作境界,总是希望下一部作品更好一些,于是一路写了下来。
齐鲁晚报:偶尔看到一个信息说您是山东海阳人,出生于北极村,而且您也在《白雪乌鸦》中写过山东人秦八碗为母亲殉葬的事情。在您身上,山东人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具体的意义吗?山东是否只是一个可以称为祖籍的地方?
迟子建: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山东人,他们来到东北,是为了填饱肚子,所以我是逃荒人的后代。山东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称为祖籍的地方,而是一个生命起源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祖辈和父辈的脚印。提起山东,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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