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赏析

2024-10-22 长恨歌

　　一、主题内涵探讨：强烈的依附心理

　　近年来，人们对这本书的探讨大多围绕王安忆在书中所表现的女性意识。他们强调小说所表现的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如徐凌俊在《王安忆<长恨歌>三论》中说：“比较一下《长恨歌》中的几个软弱的男性就知道，王安忆在作品中还是强调了她的女性优于男性的这种女性意识。男人如果有优越感，也是凭借着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与金钱，而女性，一无所凭，只凭借她们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就足以超越男性。”“小说的主角王琦瑶是个女性，王琦瑶的手帕姊妹当然是女性，连在王琦瑶那里厮磨时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腊、长脚、她女儿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小说作者把所有的男性都放逐到历史社会、历史时间里去了。”所以他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小说的范本。

　　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一部《长恨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恰恰不是体现在女性的主体地位上，而是体现在女性强烈的依附心理上。整部《长恨歌》隐含了三种依附：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城市对乡村的依附。这三种依附又是环环相扣、因果相承，小说中每个人都被扣在其中一环上。而无论哪一种依附，有一点是相同的：处于这一依附链条上的人都无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1、男性对权、势、利、欲的依附

　　《长恨歌》中的男性大多是被边缘化的。如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蜡、长脚。作者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身份，未花多少笔墨写他们的出身经历，仅仅抓住了他们生命中与王琦瑶有交集的那一段来写。因此他们似乎都有些来历不明、去路不清。

　　李主任是王琦瑶最初投靠的人。他是高官，权力的化身。但对政治权势的依附也使他沦为政治附庸。“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牵一发动千钧。外人只知道李主任重要，却不知道就是这重要，把他变成了个活靶子，人人瞄准。”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大势已去，李主任坠机身亡。他是时代的殉葬品。

　　王琦瑶与康明逊的感情之所以没有善终，是因为懦弱的康明逊最终向家族势力屈服。康明逊是资本家少爷，但他的家族是老派的，主次分明、尊卑有序，他是康家正传，未来的路是被家族设定好的。他最终依附了传统，成为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一个牺牲品。

　　男性去依附权势利欲，女性又来依附男性，可见注定都是一场空——

　　2、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这第二种依附是全书的主线。《长恨歌》里的主人公王琦瑶流浪在男人之间，她先依附摄影家程先生成为沪上淑媛，荣膺三小姐;继而依附李主任，脱离逼仄弄堂过上优裕生活;王琦瑶与康明逊在一起，有一种抓住青春尾巴的意思，她要在青春尚未完结之时找一个托付;依附萨沙是为了把孩子生下来;依附怀旧青年老克蜡则完全是出于对老的恐惧，想找人为自己送终。

　　然而，王琦瑶到头来仍是无所依附。王琦瑶对于李主任来说，是名利场上退一步的相守——“……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是人生的风景。”对康明逊来说，则是他于传统势力束缚中一次无力的挣扎。对老克蜡来说，她更像是他所崇尚的旧上海的影子，他再憧憬那个时代，也不能抛弃现世人生。王琦瑶生命里的男人匆匆皆过客，将死之际她只有一个核桃木五斗橱。在一无所有的年月里，她看着这个五斗橱，心便定了。女儿婚后去美国投奔丈夫，“王琦瑶心里犹豫要不要给她一块金条，但最终想到薇薇靠的是小林，她靠的是谁呢?于是打消了念头。”可见这橱里的金条是她的底子了，然而这底也不是她自己挣来的，是李主任的赠予。

　　王安忆通过这一主线，是想表现女性生无所依的人生悲剧。正如小说开篇所说：“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她们看似有着独立维持生计的表象、有着精细生活的不服老的心，但她们仍渴求有所依附，她们都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男性双重控制的“上海女儿”。作者借王琦瑶外婆的口说出了这一点：“……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败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这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两千多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然而这社会心理却是沧桑巨变中的一点凝滞、保守和冥顽。女性不可能在物质、精神上完全独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当时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深度。

　　3、城市对农村的依附

　　王琦瑶在上海解放、繁华梦破后回归邬桥，就是这种依附的一个象征。“邬桥的一切都是最初意味的，所有的繁华似锦，万花筒似的景象都是从这里引发伸延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子女，最终也还是落到邬桥的生计里，是万物万事的底，这就是它的大德所在。邬桥可说是大于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物质的最原初。”小说开篇时说上海的繁华且是有实用作底的。这“实用”，便是邬桥。王安忆称“邬桥”是“母体的母体”“做的多，说的少的亲缘”“总是个歇脚和安慰” ，更直接写出“每一个外乡人，都有一个邬桥”。作者通过对邬桥的大段铺叙强调了城市对农村的依附。

　　作者在小说中渗透了自己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与小说写作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

　　80年代中期，文坛上涌起一股以向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开掘为特征的小说创作潮流。这就是“寻根文学”的兴起。“寻根”派们认为传说、民歌、偏远地区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禅宗哲学中有更多文化精华。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长恨歌》中对王琦瑶邬桥生活的描写，仍有“寻根”余味。作者显然持传统的“城市依附于乡村，乡村相对独立于城市”的观点。大量外乡人到邬桥避乱、治疗创伤、休养生息，体现的就是乡村的优越。正如费孝通所说，迁往城市的人，仍是要“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另外，王安忆作知青时曾在乡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强调的这种依附性，可以说是本土之上的直接体验。

　　二、意境赏析：缓慢、绵长的叙事意味

　　如果把《长恨歌》比作一幅画，那么它一定是一幅工笔细描的风俗画卷。小说一上来就不吝笔墨地对弄堂、闺阁、鸽子等事物进行专门摹写，老上海市民的生活就在这摹写中变得真实可感，我们能体会到那种细淘时光的生活气息。虽然女主人公经历了大起大落，但故事的情节却不是那么跌宕起伏。这是因为作者缓慢的叙事语调冲淡了情节波折。作者细致刻画王琦瑶吃菜的种类，穿衣服的式样、花色，与周围人相处时千回百转的心理，慢镜头似的把个体生活放大地纤毫毕现，体现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私密叙事”能力。霓虹灯、鸽哨声、日影的移动、墙壁上的涂鸦，这些事物在作者絮絮陈说中带上了时光流动痕迹。而城市的风貌、思想与精神也就在细腻、琐碎的晕染中逐渐清晰了。我们读之会自然产生一种回溯与怀旧的意绪。

　　这种叙事意味使整个小说意境平实安详、绵远悠长，如同东方都市缓缓流动的生活长河。从这长河里，我们体会的是民众最朴素的意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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