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为唐代伟大的诗人，他性格刚直，见到不平之事，敢于直言进谏，虽然因此得罪了权贵，屡遭贬谪，但依然能够以佛教的平常心来对待。在信奉佛教之后，他对功名利禄和权势纷争都视若浮云，而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念佛修行上。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佛缘，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邓邦(今陕西渭南县)。白居易自幼聪明好学，6岁时就能作得好诗，29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l岁时，试书判拔萃科，32岁被授校书郎，从此步入仕途。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元和九年(814)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的凶手，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自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
“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他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自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他曾作诗云：
“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从此，他对政治的热情日渐减少，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佛教的研究与修证方面来，希望从佛教中找到解决烦恼的办法。
白居易早年感兴趣的是佛教南宗禅。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宗禅最为兴盛的时代，南宗禅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抛弃经教和偶像崇拜，主张观照自心，证悟成佛。南宗独特的修证方法受到唐代许多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有很多人都皈依南宗高僧，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白居易也不例外，史载，唐贞元十五年(799)，他由宣城北归以后，师事洛阳圣善寺凝公。贞元十九年(803)，凝公圆寂。次年，为纪念凝公他亲作《八渐偈》。可视为他与禅僧往来问对的一个标志，也表明白居易在凝公的接引下，已经对禅理有了较深的体悟。
此后，白居易还师事过马祖道一的法嗣惟宽禅师C55-817)。白居易曾向惟宽禅师请教：
“身口意如何各自修行?”禅师说：“用身修持，是戒律：用口宣讲，是法义;用心实践，是禅义。律即是法，法不离禅。身口意应该合一而修，怎么可以分开呢?”白居易问：
“既然身口意没有分别，为什么要讲修心呢?”禅师说：“心，本无损伤，原不必修。说修，是要人无论垢净，都不起念头而已。”白居易又问：
“垢念，可以拂拭。说不起垢念，是对的。怎么连净念也不能起呢?”禅师说：
“这就好比人的眼睛，不能有沙尘。金子虽是珍贵的东西，但金屑落入眼睛也不舒服。你看看天空的云吧，乌云能遮蔽青天，白云也一样遮蔽青天呀!”
白居易不仅从惟宽那里受到禅理思想的点拨，而且还在杭州刺史任上，得到鸟窠禅师的教化。元和十五年，自居易任杭州刺史，听说杭城有位鸟窠禅师，道行高超，缘于对禅宗的推崇和对禅师的崇敬，白居易于是亲自前去拜望。当时，鸟窠禅师见杭州秦望山松林繁茂，盘曲如盖，便在树枝上蟠曲而坐，在他坐的树枝旁边有一个鸟巢，于是当时人们都称他为鸟窠禅师。
白居易见到鸟窠禅师，看着树上危险的鸟窠，对禅师说道：“禅师的住处很危险啦。”
鸟窠禅师回答说：“我看大人的住处更危险。”
白居易不解地问：“我身为要员，镇守江山，有什么危险可言?”
鸟窠禅师回答说：“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人生无常，尘世如同火宅，你陷入情识知解而不能自拔，怎么不危险呢?”
白居易若有所思，又换了个话题，问鸟窠禅师：“什么是佛法大意?”
禅师回答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讥笑说：“这话连三岁小孩都会说。”。
鸟窠禅师说：“虽然三岁小孩能说得，但八十岁老翁却未必能做到。”
白居易豁然开悟，对鸟窠禅师更加敬重。此后，他经常去亲近鸟窠禅师，从禅师那里感悟到更深的禅理。
白居易通过与禅僧往来论道，对禅宗悟解劝力也日渐深厚，作为一个诗人，他经常将自己对佛教的见解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如《读禅经》：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由此不难看出他对佛教和禅的领悟程度。白居易还在其《赠杓直》诗中云：
“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他还在诗歌中说：
“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妨行便坐禅，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他曾观照自己的前世为诗僧：
“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由此可见，白居易已经将参禅作为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白居易在晚年之后，对佛教的信仰开始由早年的崇奉禅宗转向对净土的信仰。白居易对净土的信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弥勒净土的信仰，二是对弥陀净土的信仰。尤其是后期对弥陀净土的信仰，成为白居易晚年的主要信仰。
一、白居易的弥勒净土信仰
白居易由禅宗转向对净土的信仰是从弥勒净土信仰开始的。唐大和九年(816)夏，白居易63岁，他在东都长寿寺与大比丘道嵩、存一、惠恭等60人，以及优婆塞士良、惟俭等共80人受八关斋戒，祈愿往生兜率陀天弥勒净土。从此他的信仰由参禅开始转向了净土。当时与白居易一起受戒者，施舍净财请人画了一幅《兜率陀天弥勒上生内外众图》，
白居易亲自为之作赞。开成五年(840)他又作了一篇《画弥勒上生帧记》，他说：
“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表明了他对弥勒净土的坚定信仰。据《全唐诗》载，白居易还作诗表明自己对弥勒信仰的虔诚：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白居易还作有《画弥勒上生祯赞》赞文序言如是：
“曲躬合掌，焚香作礼，发大誓望，愿生内宫，劫劫生生，清静供养”。又云：“有弥勒弟子白乐天，同誓愿遇是缘，尔时稽守当宋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无量。”而说赞曰：
“百四十心，合唯一诚，百四十口，发同一声，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生”。
从以上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接受弥勒净土信仰之后，不仅与许多同道发愿往生弥勒净土，朝夕焚香礼拜，口称弥勒名号，求生弥勒净土。
拓展阅读：白居易简介及个人作品介绍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称香山居士，河南郑州新郑人，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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