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奇思妙想还是环境使然？
我们每天旅行用的轮式拉杆箱是哪一年发明的？
真实的答案一定出乎你的意料，是在1987年，而它被申请专利批量生产则是1991年的事情了。换句话说，人类在实现登月近30年后，我们才用上了拉杆箱。
很多人会把拉杆箱作为人类灵光一现创造力的案例，你看，没有巧妙而灵光一现的构想，我们可能今天也用不上这么便捷的东西。
然而你可能会怀疑这个观点，往箱子上加轮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古往今来这么多人就没想到过吗？显然不是，就在拉杆箱普及的20年前，就有人申请过类似的专利，但却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反响。
实际上在70年代以前，机场的规模很小，大部分坐的起飞机的人可以直接开着车进机场，登机口与换登机牌的地方很近。火车站呢？搬运工与随处可取的轮式推车让有一个挂着四个轮子的箱子也显得多此一举。更何况在70年代以前，塑料与铝制称重小轮并不普及，为了一个很短的路途，而要付出额外好几公斤的重量，确实得不偿失。而在80年代90年代之交，更大的机场与更轻的承重轮普及，为拉杆箱扫清了技术与市场的障碍。
所以你看，离开了技术与市场的大环境，再聪明的才智也无用武之地。
每项电力发明后都站着好几位发明者
灯泡既可用来比喻发明创造，本身也是一项漂亮的发明创造。它为数十亿人带来了廉价的光明，照亮了黑夜，驱散了寒冷；它淘汰了蜡烛和煤油的烟火风险；它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了教育。当然了，刑讯逼供时也会用到电灯泡，但我们姑且还是保持正面态度，感谢托马斯·爱迪生的贡献吧。
假设说，托马斯·爱迪生还没想到灯泡的点子之前就触电身亡了，历史会完全不同吗？当然不会。会有其他人想出这个点子来的。而且，的确也有其他人想出了这个点子。在英国，我们爱把纽卡斯尔的英雄约瑟夫·斯万（Joseph Swan）称为白炽灯泡的发明者，这可不是胡说八道。他展示了自己稍早于爱迪生的设计，两人还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来解决争议。俄罗斯人则把发明灯泡的荣誉归于亚历山大·洛地均（Alexander Lodygin）。
事实上，根据罗伯特·弗里德尔（ Robert Friedel）、保罗·以色尔（Paul Israel）和伯纳德·芬恩（Bernard Finn）合著的发明史，有不少于23人在爱迪生之前发明出了某种形式的白炽灯泡。虽然许多人不以为然，但一旦电力成为常态，灯泡就不可避免地会发明出来。爱迪生当然是天才的发明家，但他并非不可取代。再举个例子，伊莱莎·格雷（Elisha Gray）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是在同一天申请的电话专利。就算其中一人在前往专利局的路上被马，历史也基本上还是那个样子。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发明和发现都曾同时出自不同人之手，为此还令得竞争对手们愤怒地互相指责，都说对方盗窃了知识产权。《电的时代》（The Age of Electricity）一书作者帕克·本杰明（Park Benjamin）指出，在电力时代之初，“任何一项重要的电力发明，都曾有一个人以上的人宣称是原创者。”
只有一个牛顿和爱因斯坦吗？
爱因斯坦也不是独立的发现者。他1905年整理为狭义相对论的设想，已经有其他人想到了，尤其是亨利·庞卡莱（Henri Poincare）和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虽然这无损爱因斯坦的天才。
毫无疑问，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更深刻地得出了结论。但无法想象，在20世纪上半叶，没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会长时间地无人发现；就如同无法想象，在20世纪下半叶，遗传密码会长时间地无人发现。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为1953年双螺旋的发现感到困扰，认为太多荣誉落到了最初解开这一结构的两个人身上，而那些为获得这一洞见付出辛苦努力的人却遭到了忽视。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阐述双螺旋结构时，这样提到搭档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要是詹姆斯被网球给砸死了，我有理由相信，我恐怕无法一个人解决这一结构。可谁又能呢？”候选人其实很多：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罗莎琳·富兰克林（ Rosalind Franklin）、雷蒙德·葛斯林（Raymond Gosling）、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思文·佛伯格（Sven Furberg），等等。双螺旋和遗传密码不会长时间保持神秘的。
科技是怎样发展的？进化！
技术与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两者都有着改良的血统，两者都通过试错来演变。生物和技术都可概括为信息系统。人体是DNA内置信息的表达，“信息”的非随机排列，也就是“信息”的表达（与熵相对）；蒸汽发动机、灯泡或软件包，同样是有序的信息片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是生物演变的外延——对随机的世界施加了信息秩序。
此外，越来越多的技术形成了类似生物实体的自主性（自主性，是迄今为止生物的特点）。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在摄取、发散能量维持自身的同时，有着自组织，实际上能够复制繁殖，还能对环境做出响应和适应，故此，有资格说它是活的生物体，至少，如果珊瑚礁可视为有生命，技术亦然。当然，它离不开动物（人）的建立和维护，但珊瑚礁也一样。再说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技术就不再需要人，能够自我建立和维持了。
在凯文·凯利看来，“技术元素”（technium，凯利用它来称呼构成人类社会集体机械的演变生物体）本来就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生物体，经常按照自身冲动行事。”它“想要的东西，和所有活体系统一样：自身的延续。”到2010年，互联网的超链接已经和大脑突触差不多了，而互联网内部进行的窃窃私语，也有极大的比例来自设备（而非人）之间。想要关掉互联网，基本上已经不可能。
把技术视为一种演变中的自主实体，不断进步——这种新的观点有着惊人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过是颗走卒。是创新的浪潮将我们携卷而走，而不是我们推动创新的浪潮。技术自然会找到发明它的人，而不是反过来。
作品简介
《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英] 马特·里德利 著，闾佳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7月
一谈到历史，我们总把功劳归于英雄。认为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认为改变国家的是政客；实现科技进步的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本书作者马特·里德利却认为这是错的：历史不是“自上而下”创造的，而是像生物进化一样，受环境制约，自发“自下而上”渐进演变而来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当时离这些科技、政治成就最近的人，没有牛顿，也会有其他人提出万有引力；没有华盛顿，美国迟早也会独立。因此本书也提出了一些犀利的观点，诺贝尔奖是否真的公平？专利制度是否在保护科技进步？限制人口增长是否真的能带来经济增长？同时本书还包含了很多有意思的社会演化故事，比如婚姻制度是怎么来的，我们约定俗成的道德是怎么来的，语言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是本生动有趣，而且能改变我们错误认识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