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接待了高中男生小强，他不仅不上学，而且见到母亲就开始争吵，除了对骂，基本不跟他的父亲说话。他经常很晚回家，还扬言要离家出走。他们一家来到我们心理门诊，从交流中发现，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他从小活泼调皮，老师经常找家长告状，家长就对他进行责罚。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他的父母为他选定的重点小学中，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和贬低，回到家中，又挨父母的数落。他开始逃学。
小强告诉我，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不稳定，处于将要崩溃的边缘。我们经过心理测试发现他有抑郁情绪，在经过抗抑郁药的治疗之后，他才逐渐说出他的感觉：我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关爱，感觉到的只是控制，父母在用一切旧的教条和观念束缚我，我感到压抑，没有任何自尊，父母看不起我的一切，我在父母的心中似乎一钱不值。经过心理治疗后，他们试着了解彼此的困惑然后进行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所以，在父母和孩子沟通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方面。
1.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要相爱。有的父母忙于工作，只是把家庭当作休息和睡觉的地方，有的父母在家中说一些消极负性情绪的话，如对社会不满等，孩子在青少年时代常常感觉不到快乐，也会出现消极抑郁情绪。父母之间感情冷淡甚至出现争吵等不良家庭氛围都会给孩子的情绪带来不良影响。
2.父母要关心自己。有的父母自己有抑郁、焦虑的情绪，在和子女沟通的过程中，无法理解子女的思想。父母本身是一个快乐开朗的人才能用更宽容的心去理解孩子。所以，父母也要经常检查自己的情绪。
3.父母要学会了解孩子。针对不同个性的孩子，父母要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要注意，（1）花时间倾听孩子说话。（2）花时间陪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4.父母要多了解自己的个性特点，父母本身固有的某种个性弱点会带到和孩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一定要注意自己本身的个性局限，以能够顺畅地和孩子沟通。
5.尊重孩子，并给予孩子较大的发展空间。
6.如果孩子已经出现情绪障碍，这时父母经过努力仍然与之无法沟通，可带他到医院的心理门诊咨询，如果发现是焦虑症或抑郁症，可给孩子以百优解之类的抗抑郁药物治疗。
日前，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网上调查方式对415位北京的公司白领进行调研，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分析结果：职场男女工作压力大体相同，但女性的身心疲劳度远远高于男性。
本次调查通过快速压力问卷对白领目前的工作压力大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工作压力较大的人占到了调查总人数的41.1%，是工作压力较小的白领人数比例20%的两倍。
男性白领的平均工作压力分值为34.5，女性白领的平均工作压力分值为34.44。二者之间的差异在0.05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男女白领在工作压力大小上差别不大。可见，在职业场中，现代女性一点也不比男性轻松，她们面临的压力是不会因为其女性的身份而减弱的。
疲劳程度共分为5个等级，等级1意味着目前的状态良好，未出现心理疲劳。等级2代表着目前状态还可以，心理疲劳尚不明显。等级3说明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心理疲劳，如果不加注意，很有可能会被工作搞得精疲力竭。等级4为明显地出现了心理疲劳，目前已经被工作搞得精疲力竭。等级5则处于危险等级，它意味着目前心理疲劳非常严重，说明其身心健康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白领中女性身心疲劳程度的平均值为40.64，而男性身心疲劳程度的平均值为38.23。男女均值的差异在0.05水平是显著的。这说明白领女性比男性的疲劳程度高。虽然男性与女性面临的工作压力大小是差不多的，但职业女性的身心更显疲劳，这与女性还同时承担更多的家庭压力，也与女性面临压力的自然反应表现和应对压力的疏通方式不够积极有关。
他说，他打工的那家公司老板肯定不会再用他了，他租住房子的房东在电话里告诉他，不让他回来住了。sars患者的邻居、街坊很多给医院打电话：先别让他出院，让他在里面多待些日子。
不少sars康复患者出院后在受到社会冷遇和歧视时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记者近日采访了身处北京佑安医院sars一线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王健大夫。王大夫希望有关方面对这一人群，给予更多的人文、心理关爱。
王大夫：北京佑安医院sars患者，虽即将出院，但当时患病过程中的痛苦经历，在心中仍挥之不去。有一个北京患者，是个下岗职工，他80岁的老父亲因别的病在北京的某家医院住院时被感染sars，他在医院陪床也被感染，最后一家7口人都被sars感染，父亲、哥哥已病故。他刚开始发病时，到很多家医院就医被拒绝，最后转到佑安医院。现在他回忆起整个心力交瘁的求医过程，苦不堪言。他是其中一个传染源，家人因他而致死，他感到非常痛苦。所以这些人即便康复出院了，也需要心理干预。这场灾难对他们心理的影响会是终身的，精神科医生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记者：这种心理障碍对他今后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大夫：他可能会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不由自主地回想受打击的经历，出现有创伤性内容的噩梦、失眠、注意困难、易激惹、过分地担惊受怕等。以前可能性格就有缺陷的人更容易出现上述症状。而另外一些患者，考虑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学业及以后的生活出路问题时，非常担心社会对他们歧视和排斥。有一位从甘肃到北京来打工的人，他说他打工的公司老板肯定不会再用他了，就连他租住房子的房东在电话中也告诉他，不让他回来住。sars患者的邻居很多给医院打电话：先别让他出院，让他在里面多待些日子。
作为心理医生，我给这些患者提点建议：出院的病人要用换位思维调整心态。别人排斥你，歧视你，这是事实。换位思考，你是不是也很怕？这样一想心态可能就平衡点了。
记者：换位思考并不能解决周围人对他的歧视，不能解决他的实际问题。
王大夫：对，但是他必须自己要首先调整好面对困境。另外，他们要定期到医院去复查，以保证自己确实康复。佑安医院最先开展了sars病人康复后的复查门诊。心理医生也应该介入到康复出院后的sars病人当中去，因为他们会遇到诸多的心理问题。这些天医院不停地接到相关电话，这是sars恐惧综合征的延续。这种心理恐惧不是开始时对sars的那种恐惧，当时不知道sars来自于哪儿；现在是因为明确了sars病毒的来源——即便病人康复了，接触他是否仍有危险？据北京一家媒体报道：35.9%的康复者被歧视，有超过50%的被访者对与sars康复者的交往存在顾虑，2/3以上的人不敢与康复者握手接触，53%的人群不知道sars康复患者不具有传染性（北京是66%）。
其实，医院对出院的sars患者的康复条件限定很严格：体温、胸片、胸透等任何一项指标不达标准，都不会让他出院。出院后还要自我隔离7天，已确保完全康复。有一个患者已连续5天没什么症状，准备让他出院，结果第6天他发低烧，没有达到出院标准，一直等到所有指标都符合了，才出院。
社会支持对于非典康复患者也非常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出台有关不允许歧视康复患者的法规，不许解雇他们，不许终止他们的学业，不许对他们有任何的社会歧视，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一切人拥有的社会权利和权益。这体现了对人身权利的一种重视，这是社会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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