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生在2003年4月下旬，正是全国上下打响抗击“非典”战役的初期。
预产期之前一周，先生请假赶了回来，准备和我一起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预产期都过了3天，我的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双腿却肿到膝盖，只能拖着先生的大拖鞋，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异常笨重的身子；更要命的是，超声检查胎儿脐带绕颈好几圈，羊水明显减少。妇产科的同事建议我立即住院剖腹产。
先生陪我办理入院手续，做相关检查。晚上我留在病房睡，因为担心他不习惯医院的吵闹睡不好觉，把他赶回了家。临回家前，他拍着胸脯保证：老婆，辛苦你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明儿你从手术室出来，我一定捧着鲜花迎你。
半夜刚过，同病房收进一位羊水已破的待产妇，疼得哭爹喊娘，觉自然是没睡好。先生在部队按时就寝搞习惯了，缺一夜瞌睡跟要他命一样，庆幸把他给逼回去了。又多少有些失落，什么人嘛，叫你回去你还真放心回去，一点儿也不懂女人的心思。
母亲从县城赶了来，和先生一起送我到手术室门口。给我打麻醉和做手术的都是我的同事，故而没什么紧张和担忧。一切进行得也顺利，麻醉后不到半小时，孩子就取了出来，高主任托着孩子给我看，笑着说：恭喜你啊，白白胖胖的小子，好漂亮哦！
上午十点多的阳光，明媚又清新，一束透过小玻璃窗，聚光灯一样打在儿子的小脚丫上，他胖乎乎娇嫩嫩的脚趾头，犹如半透明的玉雕。我的心瞬时就要融化了，原来，这就是做母亲的感觉，这就是拿千金也不换的幸福！
儿子被包好送了出去。等我被推出手术室时，我直接傻眼了，别说没有鲜花，母亲跟先生一个都不在——他们，他们因为孩子，居然忘了还有我这个生出孩子的人——那颗快要融化的心，须臾又冻成拳头大小的疙瘩，而打过麻药，又在被羊水浸湿的手术单上一动不动躺了一个多小时的身子，似乎被掏得空空如也，即便是盖了几床被子，我也忍不住打起摆子来。
果然，等同事们把我推进妇产科病区，吆喝着接病人时，母亲抱着孩子，先生小跑着才迎了上来，手里连狗尾巴花也没有一枝。我不声不响地盯着他，他笑得眼睛眯成缝，额头上的抬头纹一如刀刻一般，不停地搓着手说：以为你还要一会儿才得出来，尽顾着小家伙了。我还是不作声，眼睛一眨不眨地逼视着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什么，带着招牌式的笑容说：哎呀，我一高兴就给忘了，真的给忘了，对不起呀！
我掉转头，懒得理他。同病房的女人顺产没有生下来，又去剖腹产，落在我后面回病房。清清瘦瘦的男人一把把又高又壮的女人抱上床，并从推车的搁板上取过一大束火红的玫瑰，递到女人面前，说：老婆，你受苦了！
一旁听着的我把头别到另一边，追求我时手捧鲜花站在医院门口傻等的那个人呢？发誓要对我一辈子好的那个人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似的悲哀，抑制不住地漫上心头，带着体温的液体顺着面颊无声地滑过，沁入嘴角，又咸又涩。
许是心存内疚，先生照顾得倒也算体贴。我生产过后身体虚弱得很，汗如地下泉水，从全身遍布的毛孔一刻不歇地往外冒，不到半个小时睡衣准得濡湿。先生兑好温水，绞了帕子，给我细细地擦，小心地换睡衣，没有一点不耐烦。看睡衣实在换不过来了，又跑到街上买来几套，清洗晾干备用。
看他忙前忙后，任劳任怨，我心里的那股怨气，才多少平息了些。
婆婆的到来，好似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上了那么几滴水。
其实，与婆婆隔得远，一直相敬如宾，相安无事。我甚至幻想过爱屋及乌，与婆婆像真正的母女一样相处。只是，许多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怀儿子两个多月的时候，身体单薄的我动不动发生低血糖，查房三天两头晕在病房，完全承受不起住院部超强度的工作负荷，又接连出现过两次出血，急需人照顾。妹妹那年读高三，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是不能自私地把母亲接来照顾我的。最后，先生说让婆婆过来。
婆婆二话没说，就来了。姐夫是入赘的，已算高龄的姐姐当时也正怀着孕，婆婆能丢下姐姐来照顾我，说心里话，我还是挺感激的。只是，我显然还没作好与婆婆和平相处的心理准备，纠结和烦恼接踵而来。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的差异暂且不说，一向快人快语的婆婆，说话变得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今天跟我讲先生他们家族在村里人单势薄，明天又说怀孕期间脸上斑多多半是生儿子（我恰好从怀孕开始脸上变得斑斑点点），后天又说“酸儿辣女”（我怀孕期间嗜酸）……差不多天天都有新花样，再愚笨的我也明白了婆婆的心思，无非是想要抱孙子！
对此，我不置可否。婆婆不死心，继续把话题往这个上面引：你们医院自己的职工做B超不要钱吧？要啊。那一般怀孕多久可以看出孩子是男是女呢？三四个月吧，但国家明文规定超声检查不能用来鉴定胎儿性别的。那你是学医的，你自己能看出来么？——看不出大字不识的婆婆还会步步为营。我敷衍说，我又不是学超声影像专业的，哪看得懂哦！
本来，我想要的是女儿，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嘛。先生的意见是生男生女都好，他明白孩子的性别是由他们男人决定的。我也就没什么心理压力，不都是我的宝贝么？可是，婆婆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搞得我紧张兮兮压力山大，没有一个安稳觉，梦里总是自己生了女儿，被婆婆和先生他们家人奚落并赶出了家门。偷偷跟先生抱怨，他也只是吩咐我不听就是，没有其他安慰的话，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头还没按下去，又冒出新问题。母亲生我和妹妹，都没有什么奶水，听一些老人说这个是带遗传的，我隐隐担心到时自己跟母亲一样，不能用自己的乳汁哺育自己的宝贝。平时，这种担忧也只是深埋在我个人的心里。婆婆却毫不留情地给我一锄头刨了出来，今儿给我讲他们那里谁家的媳妇生了孩子没有奶水，明儿又给我讲奶粉喂孩子又麻烦又不安全，再过几天又整出一个什么发奶的秘方……我都快疯掉了！下了班都不愿回家，在街上晃来晃去，直到不得不回。吃了饭就想关灯睡觉，免得听婆婆念经。
自古以来，婆婆和媳妇似乎就不该是一张桌上的菜，何况我和婆婆之间还少了先生这个缓冲带与调和剂，矛盾终于被激化了。租的破房子卫生间狭窄且没有通风口，毛巾都是用衣架晾在屋外走廊的铁丝上。那天洗完脸，我去晾毛巾，婆婆奔过来不许我动。我笑笑说，哪有那样娇贵？我还准备自己生呢，不动动怎么行？婆婆居然生了气，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你以为我是心疼你呀，我心疼的是我孙子！
时光就此凝固。剜心的痛。我堂堂的医学院本科毕业生，端着医生的饭碗，要才有才，要貌有貌，配你儿子绰绰有余，到头来居然只是你们繁衍后代的工具？家教和个性，迫使我不可能脸红脖子粗地跟婆婆去争吵，我什么也没说，拎着包就出去了，一个人躲在公园的一角，把眼睛哭成了两个烂桃。
终是借了个由头，给婆婆买了崭新的“波司登”短款羽绒服，塞了几百块钱，体体面面地给她送上了回家的客车，并让先生以姐姐月份大了需要人照顾为由，叫她不用再来照顾我了。
对于这件事，婆婆一直耿耿于怀，我也心存芥蒂，再见面都有些不太自然。婆婆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我的儿子她的孙子。孩子醒着，她抱着，摇着，笑着，嘴里一口一句“我的娇娇儿哦”；孩子睡了，她还抱着，摇着，笑着，嘴里一口一句“我的娇娇儿哦”。见了，听了，心里老大的不舒服。
那时租的房子离医院有点远，离菜场更远，母亲每天只顾得上买菜，烧一家人的饭，给我炖汤，洗衣服，洗尿片，根本顾不上我。婆婆和先生轮流招呼我们母子。那天，先生回家补觉，婆婆抱着孙子怎么看都看不足。刚拔了尿管的我起身，拎着水瓶去卫生间擦洗身子。邻床的婆婆叫起来，哎，姑娘，你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手术才过两天呢。婆婆闻声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抱着孙子摇。我一赌气，拎起水瓶扶着墙壁就往卫生间挪，眼泪跟着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洗完磨回病床时，婆婆还在叫“娇娇儿”，气顿时不打一处来，板着面孔说：妈妈，孩子惯不得的，他睡了就让他在床上睡，不然到时又没人带，哪个有时间天天抱着摇着他睡？婆婆瞧了我一眼，有些不舍地把孙子给放到床上，过一会儿忍不住想抱起来，又怕我说，浑身跟沾了苍耳一样，坐立不安。
母亲来给我送汤，叫婆婆先回去吃饭，算是解放了她。邻床的婆婆跟母亲讲，女人生完孩子不能太早下床，对自己不好。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我就起了抱怨，母亲心疼我，自然在一旁帮腔。不承想，先生跟婆婆就在外头，先生铁青着脸走了进来，婆婆面色也不好看。先生冲我吼道：你什么意思你！我满腔的火正无处可泄，也不甘示弱：你说我什么意思！
毕竟是在公众场合，一人吼了一句，都没再作声。
住院一周后，我出了院，回到租住的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客厅角落里支了一张小折叠床，是母亲睡的。婆婆心里不痛快，借口姐姐才出月子不放心，要先生把她送上了回家的客车。
婆婆窝着一肚子的气走了，先生自然不高兴。我也是满心满肚的委屈，不痛快得很。两个不痛快的人待一起，很快掐起了架。白天，我们一起给儿子洗澡，换衣服，拍照片，记成长日记，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到了晚上，门一关，两人在床上开始找由头，掐来掐去。
我说：你个大骗子，说什么爱我，不过只是想找个女人生孩子。他说：切，找哪个女人不能生孩子？我对你不好？你就是没良心。我说：你才没良心。你对我好？对我好许诺送我的花儿呢？他说：我那不是一高兴忘了吗？花能当饭吃？我说：不光你没良心，你们家都没良心。你妈都说心疼的不是我而是她的孙子！他说：呸，我妈才不会说这样的话！我说：你妈就说了，就说了，我有必要给她生添这些话么？
一个说说了，一个说没说，两人的争执声越来越大，客厅里折叠床吱吱作响，知道母亲没睡着，争吵声又渐渐小起来。其实，事情过去那么久了，我也相信婆婆当时说出那句话不是她的本意，只是慌不择言。可是，年轻就是气盛，不懂得迂回避让，什么事都要争个究竟得出结论，结果不知不觉中，声音又大起来，火又旺起来。待折叠床的吱吱声再响起时，掐架才慢慢偃旗息鼓。
与先生的争吵，就像那些热播电视剧，无论打开哪个台，都是那出戏都是那些面孔。头天晚上争了吵了骂了哭了；第二天晚上又捡起来，重新来一遍；第三天依然如故。直到有一天，把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全给搬了出来，我哭着说：嫁给你要彩礼没彩礼，要房子没房子，要人陪没人陪，结婚才两月就调得远远的，我到底图个啥我！他也火冒三丈：谁有彩礼有房子找谁去，老子什么都没有！
客厅里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起来拍开我们的房门，抹着眼泪问：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孩子还这么小，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又冲我说：当初选择他是你自己坚持的，我们父母又没逼你。你看你，自己还在月子里，又哭又闹，就不怕落下病来？再冲先生说：她还在月子里，你就不能让着些？你们再这样，我就回去了……
持续了十来天的吵闹，勉强告一段落。妹妹已是高考在即，母亲一心挂两头。我那时完全可以下地带孩子，先生也似乎有带孩子的天赋，洗澡穿衣把屎把尿得心应手，故而我们一再催促母亲回家照顾妹妹，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后才回了县城的家。
母亲走后，先生谨记母亲交待的不能让我碰冷水，主动提出他负责每天早起买菜，回来择菜洗菜切菜，我只负责炒菜，洗碗涮锅、洗晾衣服这些活，也都是他的。我们开始商量着行事，配合着给儿子喂水喂奶，洗澡扑粉，换尿布穿衣服。配合渐渐默契，生活进入风平浪静的港湾。
儿子却出了状况。儿子从出生第四天起就出现黄疸，这在新生儿很正常，我也没太在意，每天不过是多喂他一些水，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左右带他出去晒晒太阳，以为黄疸会慢慢消退的。不想都三周了，他还黄得一塌糊涂，尽管吃喝拉撒一切正常，我心里还是不自在。与先生一商量，带着儿子去检验科找同事抽血查相关指标。
胆红素等结果拿到手之后，我一看，吓着了，高得离谱，赶紧去找儿科医生。接待我们的是跟我一同分到医院的芬，她扫了我一眼，冷冷地说：天哪，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亏你还是搞医的，都核黄疸了！住院，住院，必须马上住院！
芬的态度刺伤了我一颗母亲的心，先生也给吓着了。对芬的判断，我始终持不同意见，核黄疸可不是单凭检验结果就能下结论的，我的宝贝能吃能喝能睡，除了黄，别的跟正常婴儿没什么不同，哪里就是核黄疸了呢？我不想住院，心里明白一旦住进儿科，将是个无底洞。
可是，先生不是专业人士，万一我的判断出错，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他交待？纠结了很久，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他表示听我的，我们又去儿科住院部找一同分来的医生晗。晗仔细检查了儿子，也认为不是核黄疸，叫我带着照照蓝光，多注意些就可以了。
照蓝光安排在晚上。儿子面对这个新世界已有些时日，有了一些自己的感知，不似刚出生的婴儿一般安静。嗅不到奶香，又被脱得精光蒙上眼睛的他，明显没了安全感，小腿乱蹬箱壁，小手没有方向和目标地四处抓“稻草”，咧着嘴哇哇哇哭个没完。深更半夜的，那嘹亮的哭声划破长空，引来不少人的不满，值班护士更是跑过来，问是不是让值班医生开点“鲁米那”喂给孩子。我自是不允的，顾不得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和伤害，站在蓝光箱旁扶着箱壁，伸进手去抓住儿子的小手。他的手一触摸到我的手，似乎就有了安全保障，立刻停止了哭闹。可稍有动静，又嗷嗷哭起来，我丝毫不敢动，很快就支撑不住。先生过来接替我，两人轮换着握住儿子的手，一家三口相依相伴了一夜。
早上不到六点，我抱着儿子，跟先生一起带着说不出的疲倦，和两双血红的眼睛，回到租住的小屋。租住的房子没有热水器也没有淋浴，先生烧了开水，自己照顾儿子，让我去洗澡。我提着一壶开水进卫生间，壶把突然断裂，壶“嘭”的一声落到地上，满屋子白腾腾的热气，我“哎呀”一声，只觉脚背和小腿多处火辣辣的，好似被一群马蜂蛰了。
隔着走道、客厅和好几堵墙壁在卧室带儿子的先生听到响动，风一样卷进卫生间，紧张地问：怎么了？怎么了？伤了哪里？要不要紧？他小心翼翼扶着我回到卧室，我一看，他可能是一时心急，直接把儿子给扔在了大床上，儿子侧着身子，正张牙舞爪呢。
先生安顿好我，跑出去给我买烫伤膏。医院手续麻烦，他直接跑去零售药店。不到半小时，他举着药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跟我形容说：太早了，药店还没开门，我直接砸门把人给叫起来的。
先生弯下腰，小心地给我涂抹药膏，一边涂，一边对着烫伤的地方轻轻吹着风。我的泪又出来了，一向坚强的自己，不知月子里怎么变得如此脆弱。我所以为的那些，只不过是自己太敏感太多心太小气，即便我由原来八十几斤的窈窕淑女变成产后一百多斤的黄脸悍妇，先生他，也还是最在乎我的那个人！
好容易憋到满月，先生带着我和儿子去放风。我们在“东坡园”门口大树下的餐桌旁，相对而坐，大快朵颐，儿子躺在两把椅子拼成的“小床”上，安静地睡觉。阳光透过婆娑的树叶，斑驳地贴在儿子身上，先生身上，我的身上……
所谓云开见月明，大抵就是这样的吧。如此，甚好。
更好的是，适逢“非典”特殊时期，政府发出种种限令，先生的归期被部队一延再延，最终他在家整整陪了我们母子三个多月，也算是上苍格外的眷顾，对我们聚少离多缺少交流磨合的一种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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