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当我踏进高等学府的门槛之时，一切都是新鲜的感觉。校园新，教室新，宿舍新，操场新，连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好象也都是新的。住地远点的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上课，跑得气喘吁吁的；年纪老点的老师坐着椅子讲课，还不时地地擦火柴，点香烟；有的老师讲课，拿的讲稿却从来不看，讲完了又拿走，下次来，还是这样。您说新鲜不新鲜？这使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是睿士高才，学问深得很哪！也有操外路口音，叫人听不懂者，或口才差点令人不甚满意者，但只是个别。
有异于中学的一点是，班上没有班主任，一切都是自管自束，怪自由的。只是有位“辅导员”，说是行使班主任的职能。其实，他只是协助教授们关照学生们的学习，对生活、纪律、思想之类的事，并不过问。记得每当上课时，“辅导员”常来听课；学生自习时，常来巡视。如此，我们就与“辅导员”渐渐熟悉并日益亲密了。这位“辅导员”，就是我的恩师马家骏先生。
高高个头，一表人才，为人坦率，对人热情。与他在一起，说话可以随便，意见敢直口而出。由于他大学毕业不久，人很年轻，只是个助教身份，加上随和的性格，致使我们与他的距离拉得很近，有时竟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了。我们喜欢他，亲近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那口若悬河、激情澎湃的口才与渊博的学问，还有那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正由于此，我们都尊敬他，亲近他，乃至崇拜他。于是，就有了更深的交往、友谊和感情。
起初，他是《现代文学及习作》课教授的助教，每当教授授课之时，他总是坐在听课席上静静地聆听，见他还记着笔记，是那样的专心、专注。一次偶然的原因，他给我们讲了一堂课，可把我们“震”倒了，征服了。此后我们闹着一定要那位教授下台，让他登台，可他说服我们对老教授要尊敬，不可胡来。因了他的德行和人缘，我们听了他的话，再未闹腾。后来他讲课的次数多了起来，使我们大为开心，收益匪浅。
在做助教的日子里，他多是协助主课教授给我们改作文的。他批改习作，认真细致，我就是在他生动的讲评和细致的批改中学得写作知识与技巧的，我以后的从文与写作，与他这段时期的精心教诲，密不可分。1956年，他上北师大进修，直到我们1958年毕业，再未听到马老师的讲课了。
其实，我受其教益，并非在那一年多的课堂上，而是在我毕业后的工作中。毕业后的我，像他当年一样，也作了助教，成为他曾所在的《现代文学及习作》教研室的一员。遗憾的是他却到了《外国文学》教研室。幸运的是我因喜好所为，课余一直从事着业余文艺创作及演出，而他因曾弹得一手好钢琴，当过校园京剧、话剧、秦腔剧的掌门人或名角儿，也一直或参与、或关心学校教工、学生的文艺活动，从未离开过校内的业余文艺队伍。这样，我俩，便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往来。1958年“大跃进”之时，我们中文系成立了“红旗俱乐部”，下辖歌舞团、秦腔团、京剧团、话剧团、曲艺团等多个团社，创作、排练并不断下乡、下厂演出，只因他是文艺行中的多面手而邀请他来作指导。我当时任歌舞团团长，记得排练我写的歌舞剧《龙口夺食》及表演唱《摘花椒》等节目时，总要请他观看、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我就是在他参与各类活动时的“讲课”中得到许多教益的。
我俩好象有天赐的的缘分一样，即使我调动了工作，也是有更多的接触与交往的。
1961年底，我因两首创作歌曲在全国获奖，经文艺界领导的建议，调入陕西音乐家协会，从事文艺工作，而他这时已是省作协、剧协、影协、民协等多个协会的会员或领导成员。此后我们的交往似乎更加频繁了。协会开会，常常遇面，交谈，同以往一样。他在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文艺评论，我都是每见必看的。给我的印象是，在戏剧方面，写文章最多的，一位是西大的杨春霖，另一位就是他。文艺界的作家、剧人、影人，乃至音乐、舞蹈界，大多与他相识，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少文艺团体，都视他若神、若师，请他讲课，还有不少单位、不少青年人请他写评论，向他讨教。何知他每年要在课外应付多少差使，撰写多少文章！从他发表的那么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一如既往，还是那样热情，温和待人，还是那般认真，一丝不苟。
1996年春，我出版了散文集《采风录》送他指教，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几天，从《西安日报》上看到了他写的一首名为《咏雷达<采风录>》的律诗。其运笔之细，诗情之烈，达情之爽，速度之快，是感人至深的。尽管我当时已是近退休之年的“老学生”了，却像个小学生一般地领受着他的鼓励与鞭策，获得了来自他那里的热能与动力。我继而努力工作，以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在长期自然的交往中，深感他是一位道德高尚、为人师表之人；是一位博古通今、中外兼长之人；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之人，还是一位极端热情、乐于助人、豁达爽朗之人；更是一位毫不保守，毫不恋旧、极富创造而与时俱进、愿把自己所学、所知、所获、所感的知识，一股脑都要教授于青年学生的人。
2003年，我因担任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原因，办了一次旨在动员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积极参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特请他与我一起为大学生讲课。他说他对民间文艺不够熟悉，没有多少研究，怕讲不好。我说：“我挑来挑去，就请了个您，就是看准了才请的。您1958年领学生们去陕南山区采风，出版了《陕南红色歌谣》，又当过我们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顾问，您一定能讲好的！”可能是出于对我这个学生的支持吧，他就慨然答允了。于是我们到陕西师大、咸阳师院、渭南师院等大专院校讲课。果然，他那深刻生动、分析透辟的论理，索经据典、中外包容的引例，和那宏声琅琅、语如滚珠的口才，还不时地唱几句民歌、戏曲的唱段，引来如雷的掌声和开心的笑声。而且，每每开讲，他总要说我是他的“老学生”，是全身心投入到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工作中的“老学生”。这话极富亲切感和启发性，以见其对我工作倾心、竭力地支持了。感激的同时，我真叹服恩师之博识、高才、睿智和人品，并为作为他的一名门生而得意！
2000年春，又热情为我出版的《绿叶集》作序，发表在多家报刊和他的“文集”，对我又给了巨大的鼓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要聚会、谈心，他又给了我许多、许多……
近些年，我去过马老师家里多次，见他的穿着和家里的摆设，还是那么的简朴，而工作却那么的忙碌。进屋，见他总是爬在电脑前打字，整理他的几部文集，已有三本书出版了。我真钦佩他已至老年，仍然是那么的好学、多能，以及久已锻炼出来的毅力、耐力和不断学习、不断追求、不断进取的意志力。退休后，在师大某自修大学继续讲课，与以前一样的负责，一样的辛苦，一样的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打字，整理文集，只是“业余”所为，不会误讲课的正事的。
博古通今名海外，学深趣广堪奇才。
诗词文赋流风雅，论著评章誉讲台。
绛帐阐经明至理，翰林诵典育英才。
春风桃李绽枝桠，片片书馨漫艺斋。
这是我对他博学多能、从教育人的印象。
胸怀大海涌诗情，气势磅礴倾雨风。
意入波流旋五彩，词着水面闪晶莹。
书中自有筝琴韵，指处弦翻巨浪声。
满耳煌煌宫徴调，犹听广宇荡黄钟。
这是我对他激情满怀、精于诗词的感知。
2004年，他的老伴去世，钟情而伤感的他，一口气写完了三万字、名曰《菊姐走了》的怀念文章，倾注了他对“菊姐”的爱怜之心，怀念之情。与其说它是一篇抒其夫妻深情的散文诗，还不如说它是一部叙述他和她相识相助、艰难与共、学习成长、同行于教途艺道的真实史。随后便以此文题目为书名，出版了他的20多万字的散文集，并送我一册。
此前，我只知道马老师是汉中一带人，是西北大学毕业的，也认识他的那位“菊姐”，得知她作过话剧演员。其他，一概不知。只因与我常常见面并久卧病榻的“菊姐”“走”了，出自对她话剧生涯的了解和对马老师从教步迹的追踪，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顺着老师真实、朴素、流畅、清新的笔文，我对他俩的一切，以及与她俩有关的人和事才全面地了解了。
当我一字不漏地读完之后，深感我等对马老师的看法，是准确无误的，是合乎他的为人、为事、为教、为文、为论、为师、为友，以及他为妻之夫的道德规范的。
前几天，他来电话说，咸阳有位他的叫雎宽的“老学生”，出了本律诗诗集，对古典诗词的吟诵调很感兴趣，已推荐他与我联系，让我知道这件事，并支持他。我答应了，依他提供的电话，我与雎宽通了话。雎宽兴奋地说：“咱们的马老师，太负责任了。我刚把与他通话的电话放下，您的电话就来了。”以见恩师，帮人之心多诚，而速度竟是如此之快！
我深知，由他写作、出版的《美学史的新阶段》、《域外小说撷英》、《西洋戏剧史》、《世界文学真谛》、《诗歌探艺》和由他主编的《当代苏联文学》、《高尔基创作研究》等专著在各大学和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我为他写的那两首诗，发在我的博客上后，许多人，尤其是他的青年、老年学生们，或留言，或评论，都有强烈的共鸣和赞词。这时，只有这时，我深深地感知并体会到了他那凝聚众心的人格力量和社会对他这位多年辛勤耕耘的园丁、学者、作家、评论家的丰腴的回报。
正如其姓氏和名讳一样，他像是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总是昂首，抖鬃，飞蹄，扬尘地疾驰在祖国的大地和铺满绿草的青野······
伟哉，马老师！特向您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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