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或许它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会印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温暖的、深沉的，并在某一时刻，昔日热血奔涌而出化作泪盈于睫。
田连元，第一位将评书引入电视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近日因推出《田连元自传》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使评书这门传统艺术再次走进人们视线，并对它的发展与未来充满担忧，尽管有人说，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评书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记忆，沦为边缘的娱乐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评书曾是那样的兴盛，那样的万人空巷，当年在《中国文化报》评出的20世纪中国十大娱乐事件中，刘兰芳的《岳飞传》与费城交响乐、卡拉OK、样板戏同样的富有深意和影响。而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评书已不仅仅是评书，它还是庸常岁月里的生动、青涩记忆里的美好、已逝青春的咏叹。
田连元说，人不可能不听故事，只要有人类存在，评书就存在。也有人说，听众虽然会老，但喜爱不老，感动不老，曾经的追随不老。
我是个60后，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乡下人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甚至可以说寒酸。公社的放映员一年里只能光顾我们生产队一次，会乐得大人孩子像过年似的，高兴上好几天。在那个生活拮据的岁月里，如果听说谁买了一本小人书，大家都会排号等着借阅，听评书更是那时常见的也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文化生活方式，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不管是大人孩子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以听评书为乐，那时候，诞生了很多铁杆“评书迷”，而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吧，那段有评书相伴的日子也随着岁月流逝成为我记忆里最温馨的印迹……
【一】
儿时常听身边的大人讲故事，所讲的那些经典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其实都应该属于评书的范畴。
冬季里，母亲每晚都编席子到很晚，在我睡觉前，母亲常常一边编席子一边给我“说书”，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母亲没有读过书，讲的时候也不具备评书演员的那种表演才能，但总能让我听得很入迷，伴随着母亲讲的故事，我便在那寒冷的冬夜，进入甜美的梦乡。
有一年初夏，也就是刚种完地的农闲时候，我跟着父亲去集上买东西回来，路过一个屯子时，发现路边有一家开着窗户，窗外围了一些人。
我凑过去问怎么回事，有人回头告诉我：“里边在说书。”
我向父亲摆了摆手，示意他过来。
这时只听屋子里“啪”的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父亲刚要过来，这边的人们已经开始散去，我和父亲都很失望。走出很远了，我还非常遗憾地回头看了几眼那家的房子。
12岁那年的寒假里，我去很远的姑姑家串门。正赶上姑姑家的屯子里来了说“大鼓书”的，大鼓书以弹唱为主，但与说书十分相似。
吃完晚饭，表哥领着我早早来到生产队的喂马站，说大鼓书的是两位艺人，一位弹弦一位说唱，记得其中那个说唱的还是位盲人。有人说盲人因为什么都看不到，也就不分心，所以记忆力就更好。
说唱的盲人左手敲钢板，右手握鼓槌，“咚咚咚”的几声鼓响之后，便开始说唱，那天晚上我听到的是《白求恩》。
这是我第一次听大鼓书，说心里话，那固定的鼓声韵律并不是很好听，白求恩的故事我在课本里也学过，但那唱词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
遗憾的是那天晚上是最后一场，第二天就没有了。
【二】
有那么一年风调雨顺，我们生产队粮食产量获得了大丰收，据说已经跨过了“纲要”，也就是亩产超过了400斤。于是，集体和各家的收入也就多了。当进入清闲的猫冬时节，生产队便找来个说书先生，一直给大家说了半个月的书。
每天暮色降临时，家家户户便开始扶老携幼，欢欢喜喜地叫喊着前去听说书。
书场也是设在生产队的喂马站里，棚杆子上挂着一个灯钩，钩下挂着一盏马灯，说书先生坐在桌子后，桌子上有折扇，有惊堂木，还有一个水壶和一只大茶缸子。
等听书的人们来得差不多了，说书先生征求了一下队长的意见后，便干咳一声站起身来，惊堂木“啪”地一拍，说书先生开始扯起开场序白，也叫“定场诗”。此时还在赶赴书场的人，听到那边惊堂木响了，便加快脚步一溜小跑。
说书的内容一般以长篇大书为主，说书先生语言通俗流畅，时而还夹杂着很多本地的方言，让大家听得明白透彻。
书场里鸦雀无声，我们听得神情专注，如痴如醉。武书里每到高潮处会使人心惊肉跳、热血沸腾；文书里如泣如诉的儿女情长，爱恨情仇，使人心碎神伤、肝肠寸断。每到精彩处，说书先生便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声高时如电闪雷鸣、声柔处如绵绵细雨。到了扣人心弦的情节时，说书先生就会一摔惊堂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说书先生开始喝水歇息，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绪舒展一下筋骨，有人就趁机挤到说书先生身边，打探着书中情节的发展变化或主人公的命运，侍弄局子的这时就会来到书场中间给说书先生续上茶水。
几段说下来，小孩子早已在大人的怀抱里进入了梦乡，大人也开始打哈欠，却还央求说书先生再往下送一段。
我们屯子里有个“赵半拉子”，特别喜欢听说书。
我们那里把干活时干整劳力的一半、刚刚下地学农活的年轻人叫作“半拉子”，他们挣的工分也只有整劳力的一半。
别看“赵半拉子”干活不行，听书却要凑到最前边。由于他担心说书先生到关键的时候停下，就偷偷地将惊堂木揣到自己的兜里。结果说书先生要摔惊堂木的时候，找不到了。
“赵半拉子”说：“你接着讲吧，散场时我给你找。”说书先生只好硬着头皮又讲一会儿，到了又要停一下的时候，只好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欲知后事如何，等我找到惊堂木再接着说。”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还有一个故事不能不在这里说。
那一年，有个年龄不太大的说书先生，在我们邻屯说了半个月的书，结账那天晚上他就连夜走了。按说，评书说完了走就走吧，然而就在这一夜，屯子里还失踪了一个大姑娘。那大姑娘二十好几了，本来听完书回家睡下，却在半夜里背着父母跑了。父母觉得这事挺没脸见人的，也就没有报案，后来还把家搬到很远的地方。
按说那位大姑娘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跟喜欢的人私奔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这件事上，足见评书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诱人的魅力。
【三】
后来，村里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开始有了收音机，评书自然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甭管农忙还是什么时候，只要评书开始了，收音机旁边立马围上来一堆人，屏息静气，跟着“说书的掉泪，替古人担忧”。
有一年收音机里播送长篇评书《闪闪的'红星》。那时我家还没有收音机，每天放学后我饭也顾不上吃，就借口去同学家写作业，其实就是跑到同学家听评书。我们边写作业边听评书，甚至听得忘了写作业，真可谓走火入魔了。那时每到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最担心老师压堂，一压堂就误了去同学家听评书。所以，如果下课铃响了，老师还不说下课，我就打心里恨老师，那种如坐针毡的滋味就别提了。
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家里能有一台收音机。
1974年夏天，我家条件稍好一些了，父母也认识到听收音机是了解外界，学习知识的一个好渠道，尤其是可以从听评书中了解到更多的知识，便商量等上集卖了席子就买一台收音机。我听到后真是心花怒放，于是就盼啊盼啊，觉得那几天慢得度日如年。
赶集那天，是我帮着母亲扛着席子去的。
母亲在集市上将4张炕席卖了42元，钱刚到母亲手里我就一把抢过来，直奔供销社跑去，因为我早已选好了一台“向阳牌”的收音机，价格是40元。收音机是台式的，差不多有一尺长，半尺高，前边是黑底银丝线绣的树叶，十分漂亮。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因为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去别人家听评书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过《大刀记》、《万山红遍》、《敌后武工队》等很多革命题材的评书，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一个个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受益匪浅。
通过收听评书，我又喜欢上读长篇小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一大批评书类的古典名著，后来又发展到读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金光大道》、《暴风骤雨》、《艳阳天》……
可以说，听评书、读小说是我喜欢文学的启蒙。
【四】
改革开放后，最初收听到的是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岳家父子的英雄事迹，经过刘兰芳洪亮嗓音的述说，真是活灵活现，让人敬仰，而潘人美、秦桧等卖国贼则让人深深地痛恨。记得那时无论人们正在忙什么，只要到了收音机里讲评书的时段，都会停下来，听上半小时的《岳飞传》。如果生产队来了电影，也要等人们收听完《岳飞传》之后，再开始放映。那时候，刘兰芳、单田芳的名字简直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丝毫不逊色于当今最红的影视明星。
后来，评书又从收音机走上了电视，每天全家人边吃晚饭边围着电视听评书，真是一天中最享受的文化时刻，这时的评书记忆，夹杂着昏黄的灯光、满屋的饭香、时不时的争议和妈妈的唠叨，真是温馨极了！
多年过去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文化生活也不断繁荣，多种媒体让人们目不暇接，电脑、手机、光碟、数码相机、MP3……于是，听收音机再也不是人们不可或缺的选择了，当然，也很少有人听评书了。
现在，虽然每个广播电台都有评书节目，但它的听众群和受到的瞩目已今非昔比，每当行走在城市的街道，偶尔还会从出租车里传出一段评书声，偶尔打车时，也会在出租车里听上一段，当似曾相识的声音响起，总是有一种奇妙的情愫在心中涌动，同时也令我无比怀念小时候听评书的日子。
评书，或许它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会印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温暖的、深沉的，并在某一时刻，昔日热血奔涌而出化作泪盈于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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