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来到这个小河南的第二年，镇里就在隔了一条山脊的一整条五丘沟，筹建了一个多种经营的养殖场。
父亲在老家，是远近闻名的捕鱼能手。到了这个远离江湖的山里，没鱼可捕的他，工余饭后就琢磨着，在家里的果树下，养了好多箱采蜜的长白黒蜂。念过高小又当过兵的父亲，吃苦耐劳之余，也能写一笔可以拿得出手的毛笔字，那个时候，就在“国瘸”爹的举荐下，去当了那个养殖场的副场长兼会记。
也是那一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一直扰动着长白山腹地的安宁，小镇辖区内的家家户户，晚上都被要求着睡在院子里塑料布搭成的简易防震棚里。为了能在灾难降临时，形成及时有效的自救网络，政府加强了乡村赤脚医生队伍的建设。当过几年小学老师的母亲，那时候在村上的缝纫社做衣服，紧急状态下卫生院几天的突击培训，学会了包扎注射的母亲，又成了一名需要经常值班的“预备役”赤脚医生。
到了我不学无术高中“毕业”的这一年，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忙碌得不能经常回家的养殖场场长，一个是身兼两职、缝缝补补之余还要救死扶伤的大忙人了。
我的烦恼，母亲父亲都知道，两个人却迟迟不来过问我的何去何从，那一个已经不是假期的暑假里，我就只能把前途的茫然，渗透给不善言辞的歪嘴姥爷了。
我家的土房子，座落在小河南最谷里的东山坡上，半坡的耕地尽头，都是大片大片郁郁苍苍原生夹杂着人工的大树林。土房子买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高粱秸秆遮住了屋盖的土框子——窗子，是木棍支起缝连着破塑料布，门呢，是开了就关不上的破板门。父亲从老家拉回了木板、苔草，请了苫房子的能工做门窗的巧匠帮忙，又剽凿了木方吊棚糊了报纸，这房子才有了窗明几净家的模样。
可是这家的屋后房东，紧挨着挖山平屋基留下来的陡峭山嘊，年年雨季的潮湿浸淫，免不了墙体不时的垮塌，修修补补里，我们的家，便一直饱受着这样劳民伤财的困扰。
我的舅舅，是大庆油田油建公司的总经济师，生活条件比我们家不知道好了几倍，可是患病的姥姥偏偏不喜欢去舅舅家颐养天年，于是就在几年前，终老在了我们清苦的大湾山里。闹地震的那一年，姥爷只身一人远在辽中县的于家房子，母亲整天担心着他的安危，爸爸就下了决心，去把故土难离的姥爷，绑架一样的硬接来了我们家。
这一天的雨后，我拿了一柄铁锹，疏浚屋后山上下来的牤牛水，后墙被连日的雨水侵蚀，又已经濡湿到了窗台的上面。姥爷掐着他的卷烟，看着立陡的山嘊痛定思痛：“这山得劈掉，不然咱这房子，早晚让雨水泡倒喽！”姥爷的歪嘴漏风，说的话口齿不清却斩钉截铁！
说干就干，六十多岁也还硬朗的姥爷，找了一副大的土蓝，开始挖这屋后的土嘊。薄薄的一层黑土下面是一层坚实的黄土，再下面，就是掺杂了石子的铁板砂。我的力气，担不动半蓝的砂土，也刨不动坚硬的铁板砂，就帮着姥爷装土筐。
小我三岁的二弟，跑出去玩够了回来，也加入进来刨石挖土。大半天里，我们挖出了最低矮处，一块不足两米见方的场坪，那山嘊，却只是除去了冰山一角，倒是晚饭，让我们祖孙三人吃了个盆干碗净。
胳膊腿酸痛的我躺在炕上，用小迪子山学到的测量知识计算了一下，这片大多跟屋檐一般高的山嘊，要挖去的土石方，有一百三十多个立方米，姥爷的一对大土蓝，累死累活的，一天也只能挑走两、三个立方米的砂土。
这一项事在必行的环境改造，忙碌的父母赞同之余根本无暇顾及，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就是叮嘱我们不要累坏了姥爷，三弟和小妹连锹镐都拿不动的年龄，注定了除去我们三人的老残弱小，不会再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加强。
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能没有，撬动地球的四两拨千斤，应该一样也可以有。
胡思乱想中，一下子想起来坡下的柳爷家，有一个推着卖菜用的独轮架子车，忙央求了父亲连夜去借了回来，连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尖镐。
独轮车装上了双面的挡板，六、七车就可以推一个立方米。轻松了的姥爷，一个人推车还能有闲暇刨镐，我和二弟，就只管装车整平场地了——鸟枪换炮，工具的精进，就是效率的保障！
三弟领着八岁的小妹，给姥爷送来热茶滚烫的时候，我们会寻了夏日的阴凉里休息一会。这个时候，姥爷就会简短地讲一小段他充满了传奇的前半生，也讲有些落寞的后半生……
就这样，每天差不多十来个立方米挖运的半个月后，家的屋后房东，有了三米多宽带边沟的院子，前面的主庭院，也用那些废弃的砂土，垫起了一个两百多平米，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新场院，还有一条金黄笔直的斜坡路，延伸去了大门口外。
环境条件，不在积极创造里振奋新生，就会在消极懒惰里颓废沉沦。
几年来一直濡湿的墙体，慢慢的干燥着，愚公移山的断断续续里，我们也慢慢清晰着我的姥爷，年富力强那段日子里，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人生经历。
姥爷当过兵，而且是勇猛的兵，他的嘴，就是在载入史册的喜峰口抗日那场战役中被打歪的。
姥爷说，眼看着小鬼子溃退了，我去拖趴在堑壕上死去的副排长，脸上一麻就啥也不知道了。后来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枪声没有了，部队也没有了，张不开的嘴里塞满了血块子，想喊喊看有没有人，嗓子一呼噜，就又啥也不知道了。再醒来的时候，腮帮子揪了一块白药布，嘴里的血块子没了，半口的牙齿也没了。伤好了以后才知道，救我的人是战斗结束几天后，在一条小河边把我背回屯子里去的。
姥爷去找部队，碰见了一伙胡子抢人家的闺女，姥爷动了气，掏枪撂倒了两个胡子，把那个胡子头也撵着打进了大山里。后来，姥爷就在那个地方当了警察，是骑洋马垮洋刀的黑衣警察。
“我们拼死拼活地打小鬼子，这帮混蛋无赖却来欺负自家人，我还不揍他？”姥爷的歪嘴费劲地喝着茶水：“那以后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闹过胡子，谁家的孩子哭了，一听说‘谭歪嘴子”来了，立马就不哭了。’姥爷说这话的时候，指着自己的歪嘴疤瘌眼，看趴在我后背的小妹挺开心地笑，我却不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挺开心。
解放以后的姥爷，好像就不那么厉害了。九岁那年跟母亲回姥姥家的时候，我看见姥爷每天早晨都要担着腥臊的两只水桶，挨家挨户地收集夜尿，给堡子里送去当肥料。
我还听母亲说过，后来当了总经济师的舅舅，和“铁人”一样当过钻井队的队长、跳过泥浆池也赌过井喷，却因为姥爷解放前的“黑衣警察”身份，在“外调”时候褒贬不一的说不清道不明，导致了舅舅的晋升之路，一而再再而三的举步维艰。
这些事儿姥爷不说，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心里的伤疤，比脸上的伤疤还要深还要痛吧？
姥爷说：“小鬼子的枪口再抬高一头发丝，也许就没有你妈和你们兄妹四个了。”
姥爷又说：“我受了伤，要不是昏一会醒一会的还要坚持着爬去找水喝，可能也就没命了，”姥爷看着自己吐出的一缕蓝烟，老顽童一样诙谐的调侃着自己：“没有了命，哪有这一溜邪气的‘歪嘴子吹风’？”
姥爷还说：“就像这山嘊，咱们不去挖，就总是欺负咱们家的房子。”姥爷看着我，漏气的歪嘴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加重了语气：“咱们说的算，咱们就去挖掉它，房子就不倒了，院子也就宽宽敞敞的像院子了。”
多年以后，我一直忘不掉因嘴歪而不善言辞的姥爷，那段日子里说过的那些话，咀嚼之后，可不就是“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一样的“箴言”？只是当时的我想不了那么多，倒是痛定思痛地下了决心——我要去读书！
暑假过后回去高中复习班的同学有十来个，都是初中时没有学过“海龙教材”的外村学生，中心校出来的我们，知道自己的荒废在初中里，回去复习也是瞎子点灯，所以都无可奈何地做了鸟兽散。一年以后的那个复习班，又出息了两个人，一个考去了“眼皮”的白城粮校，一个去了长春地质学院。
TMD“海龙教材”的试点，毁了多少人的前程，剥夺了多少可塑之才奉献社会的机会啊？偏偏，无巧不巧地，我也荣耀其中！
反正十五岁也不算很大，三年以后考个中专还来得及！我跟希望我有点出息的父母简单说了打算，就厚起脸皮背着书包，回了不再“海龙”的中心校，跟一大帮我从前的同学的弟弟妹妹们，又一个教室里拿起了课本，成了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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