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炫目，大地灼热。祖母拿一把蒲扇坐在一栋三层红砖老楼的门口看着她的箱子。偶有小风从窄而长的走廊穿堂而过，捎来筒子楼过道里庞杂的气味。她摇着蒲扇，看着过往的邻居，黑府绸短袖衣服上有花露水的香味。
很多年以前，梅雨季节过后的大晴天，祖母搬出一个箱子，在武昌武珞路五十六号的老筒子楼门口，翻晒她的家当。箱子外观褐红色，透着哑暗的光，隐着同色的梅枝花纹，有些花枝已经磨平，看不清图案了。箱子四角用黄铜包封。有锁，也是铜质。
这箱子平时放在祖母的床头，上面覆盖一块蓝布。那时祖母六十出头，健康，有力气，大脚板走路咚咚响。我们住在一楼，她一个人就能轻松地搬动箱子。靠墙，她放好箱子，又搬出家里的两把椅子，拉开一些距离摆好，在椅子的靠背间架一根竹竿。祖母开锁，咔哒一声。那个时候我站在祖母旁边，看着祖母开锁的样子，有莫名的兴奋，像等着看一个宝藏。
祖母掀开箱盖，淡淡樟脑丸的气味散出。祖母一层层往外拿，把这些似乎从没有用过穿过的织物衣裳搭在竹竿上，并不是像晾晒洗过的湿衣服那样完全摊开，只是稍微减少折叠的层数，给这些常年锁在箱子里的东西放风透气。箱子完全敞开，暗黄的内壁和箱底一起接受阳光的烘烤。祖母说，大太阳晒晒，去去湿气。
南方冗长的梅雨季让这栋没有阳台的老筒子楼的住户们苦恼，但似乎没有哪一户人家像祖母这样将箱子搬出家门，如展示家私一样，把箱底都亮出来。邻居们来来往往，都会在箱子前驻足。
我有些愠怒于祖母这样的做法，如自己的隐私被人窥见般羞愧，好在箱子里没有我的衣物，也没有祖母日常穿用的衣物，我们日常的穿用品没有资格进入祖母的箱子，只能放在五斗橱的抽屉里。
邻居们站在这式样、颜色都与当今流行迥然相异的衣物织品前，想和坐在楼道口阴凉地里看着自己家当的祖母搭讪，他们搓搓被面的质地，说一声这是湘绣啊，又捏捏一件衣服的边角，看一眼祖母，说，这都是上好的料子呢，然后等着祖母说些什么。
祖母正襟危坐，少有的不苟言笑，她只是淡淡地说，旧东西怕潮，要晒晒。那邻居便无趣地走开，若是两人同行，定要窃窃私语一番。毕竟，那箱子里的物件离筒子楼的日常很遥远，那气息是一个时代落幕后从帷幕的缝隙间漏出来的，带着一缕陈年的霉味，无论多大的太阳也无法驱赶的时间的味道。
此后的许多天，邻居们还在津津乐道，但祖母总是迅速岔开话题，她夸张地喊一声，哟，我儿子又来信了，然后放开更大的嗓音喊我读信。那箱子，暗暗地成了筒子楼邻居们打发无聊日子的猜测和谈资。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看祖母打开箱子，我知道箱子里面不过是一些旧时的物件，一件皮袄，卷曲的羊毛微微泛黄；两件旗袍，翡翠绿、湖泊蓝是旗袍依然呈现的色泽，那是祖母一直钟爱的颜色。我曾经惊奇于祖母的箱子里竟然有电影上的人才穿的衣服，绣花盘扣的旗袍不是用来包裹富人家的太太小姐们的么？或者妖艳的女特务。
祖母和这些衣物似乎不构成所属关系，她的形象气质游离于这只箱子之外，她不像箱子的主人，倒更像一个看护者，一个仆人。然而祖母竟然真是它们的拥有者。我见过一张祖母穿旗袍的老照片，黑白的，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式样相同，盘扣的花式一样，我猜不是翡翠绿就是湖泊蓝吧。照片上的祖母三十多岁的样子，微微笑着，有几分拘谨。
时间久远，旗袍已经失去当初的柔软光华。我那时年少，对旧衣没有兴趣，倒是那几条华丽的丝绸被面能迅速抓住我的眼睛。我爱不释手，摸、搓、捻，数数，一共有四条。我把脸贴到一条粉红的被面上，轻轻磨蹭，细滑如水。见过这样的被面后，夜里躺在粗布被子里，伸出手拍拍洗得泛白的旧蓝布被面，问祖母，我们为什么不用又好看又滑爽的丝绸被面？
漂亮的东西只能是用来看的吗？我那时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早熟，有心思，说话带小刺。祖母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回答说，好东西是用来做梦的。
我曾一度认为祖母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她总是高声大气地说话，让我在楼道里或是公共厨房读我父母的来信，一封信要反复读，她挥着锅铲边炒菜边怪我声音太小，还把那些写得含蓄的地方解释给邻居们听。筒子楼的人都知道我父母在哪里工作、工资多少、每月给祖母寄多少钱。祖母说这不算家庭秘密，我理解这是祖母在邻居中维持自豪的基本元素。
在祖母眼里很多事情都不是秘密，我父亲曾经在一封信里说他有两个消息告诉我们，一好一坏，坏的是他第三次戒烟又失败了，好的是我母亲学会用缝纫机了。转眼隔壁陈婆婆就知道了，祖母说，家常琐事，谁家没有呢？但是有一件事令我忍无可忍，斜对门的杨奶奶居然知道我初潮了。她看我的眼神像一只老猫，眯着眼，仿佛预知一只老鼠的未来。我每次从她家门口经过都一溜小跑，真的如一只快速逃跑的小老鼠。
然而祖母竟然是有秘密的，那只箱子就是她的秘密，锁着她的秘密，尘封着她的秘密。她不说，我不问。我曾经在夜晚的灯下看见祖母修补那件湖泊蓝的旗袍。她的针线筐里有各种蓝色的线，她挑出最接近湖泊蓝的那一卷，剪断一截儿，穿针引线。
祖母的手很大，指关节突出，掌纹粗糙。我知道这双手与祖母的身世是般配的，童养媳、放牛、稻田里插秧收割、竹山上挖笋、溪流边洗衣，这是祖母二十八岁之前的全部人生。艰难日子足以令一双女人的手扩大它的功能，改变它的外观。但祖母最苦难的不是这些劳作，而是，她没有被爱过，我指的是那种男女的情爱。
那时，青春期的我，近乎痴狂地阅读能找到的一切书籍，那些有关爱的抒写最能吸引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纳斯金卡，我痴迷这些人物，不分昼夜。然后，微眯着开始近视的眼睛，探寻家族中长辈的情爱之事。
我深信祖父是不爱祖母的，否则祖母不会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带着独子离家漂泊，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女工。祖母的大脚和大手以及健壮的身体帮助她实现自食其力、抚养幼子。但祖母却是自卑的，祖母一生深陷两件事的自卑中：不识字，大脚。
在那个年代，女人大脚意味着幼时父母没有为自己的未来筹划，换言之就是父母不珍爱她，放弃了她，任她带着一双天足嫁不了好人家。这没什么好谴责的，每个年代的爱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爱就以畸形的姿态表现。
祖母在灯下修补旗袍像一幅旧画或是一部旧电影的某个场景。这场景不常有。要天气合适，不冷也不热。武汉的夏夜，屋里坐不住人，我们夜晚都在胡同口乘凉，有时候干脆整夜睡在外面的竹床上。而冬天的灯下，屋里也不能久坐，我们一般早早上床，抱个暖水袋捂在被子里。
这么说只剩下春秋两季了，这两季，却还要祖母有好心绪，我说的好心绪不是指好心情，是指那种碰巧生出的情愫，碰巧她想起了什么，碰巧她觉得要怀念什么。然后，她咔哒一声打开了那个箱子的锁，拿出一件旗袍，找出同色系的线。
其实那旗袍是不需要补的，因为它只是旧了，并未残破，并且再也不会有人穿它。祖母不过是把盘扣再紧紧，缝个一两针，或者是收收下摆的滚边。针脚是极细的，年久的丝绸经不起针线的捆扎，似乎也经不起一双粗糙大手的反复摩挲。但她依然反复摩挲，享受那丝绸的润滑抑或是深陷往昔时光的抚摸中。她在灯光下横看竖看，轻轻叹息。
祖母无视我的存在，她沉浸其中，她以为我还是那个她一手带大的小丫头，只关心花裙子和每月凭副食品票购来的一点点花生糖果。她不知道，在她贴着杨奶奶的耳根儿说出我成长的隐私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我窥探祖母，像一个女人窥探另一个女人的秘密。在这样的灯光下，祖母抛却了平日的粗粝。是的，粗粝，祖母一直是粗粝的，那是她多年来独自生存的状态，也是武器。可是，一袭旧旗袍却具有某种魔力，令她收拢张开的刺，令她温婉，令她忧伤。我强调一下是忧伤，不是生气，也不是怨恨。
她像个雕塑那般安静，这对祖母来说是极少见的，祖母总是像个陀螺，被日子抽打得不停旋转。用尽了这么多的词汇，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她像个上过学堂的大户人家的淑女，像被爱过，像至今依然被爱着。
我突然就忆起了某一年和杨奶奶的孙女燕子吵架的情景。两个小姑娘像一对斗鸡，我们先是要回了交好时互赠对方的礼物，糖纸或花头绳什么的，接着互相揭对方的短，又拿手指头互戳对方的小身板。这样竟然还不解气，那天想必是有深仇大恨了，燕子突然高声说，你奶奶是地主婆，你是地主婆的孙女，哼，地主婆！我一下子就哑了，脸憋得通红。燕子得意极了，她蹦蹦跳跳着回家，扑在她奶奶怀里撒娇。
那一天我是多么落寞啊，也感到羞耻。杨奶奶是街道居委会的，她家传出的消息具有权威性吧。而，我一向认为苦大仇深的祖母，大手大脚大身板的祖母，六十岁了还在工厂食堂做工的祖母，竟然会是地主婆么？地主婆，虽然那个年代这个字眼已经不再具备打击性，但它仍然延伸出对女性恶毒、阴狠、丑陋的意义。
这件事情过去好几年了，当时年幼无知，居然还恨了祖母好几天。虽然眼见祖母灯下摩挲旧衣的我，也不过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但时间就是一个奇特的东西，总在不经意间令事物发生质变。那羞涩的初潮是一个隐秘的信号，是一级阶梯，我登上去，终于上了一个高度能更清晰地望向祖母。
我猜测祖母在某一个年华里，遇到过一个人。这人家境殷实，知书达理。这人善待她，珍爱她，不嫌弃她不识字，不嫌弃她粗笨，不嫌弃她的苦难。后来怎样了？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只留下这么个箱子，留下箱子里的旧物与一个灯下修补旧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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