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疾愚
几年前，“流浪”的三毛衔着梦中的橄榄枝飞向远方，她所动情描写的撒哈拉沙漠成为一道永远的风景。一个女作家死了，或者说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工厂”倒闭了，广大的消费者（读者）只能在她的已往的“产品”中回忆曾经有过的激动和梦想。但这些对三毛来说已经足够了，一个作家还能做一些什么呢？一个死去的女作家因为几篇小说和散文与活着的人们，甚至可以说与历史发生了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慰藉，她还会有更大的奢求吗？她还希望这个世界给她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有答案了，乘鹤西去的三毛已无暇回头一望，更无言说的可能。但倘若她能够知道“身后事”；能看到她用来自缢而死的带子变成了出版商手里金灿灿的票子，她以往的私生活成为大小报纸抢手的“小道”消息，不知会作何感想。她也许会麻木地一笑了之，那笑容里有些凄然和无可奈何，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出版商的欺诈和虚伪；她也许会鄙夷地漠视芸芸众生，为他们的无知感到可怜而又好笑。总之，她不会去争辩，这种正常人的基本能力在她生前便已经丧失了，否则她不会以那样一种方式轻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可以武断地说，三毛生前是寂寞的，尽管她在世界上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像她死后仍然被传媒“爆炒”一样，功利的人们围着她会使她更为寂寞。当我看到今天还有人以“商业文化”的方式对待三毛时，我总能感到三毛那略带忧怨的目光在逼视着我们，逼视着我们这些自诩为文人或喜欢文学的人，那目光常会使我们如芒在背。
其实我本人并不是一个“三毛迷”，虽然在大学读书时也曾经读过她的一些作品。我之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篇短文，只是缘于最近看到几条关于她过去生活的一些言论（至于这些言论的内容的真实性对本文并不重要），我想借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作家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
前一段时间，南方的一家报纸神秘兮兮地刊发了一条“独家新闻”，说有一个人（自称是三毛的朋友）专程到撒哈拉沙漠去证实三毛书中所写的生活，结果根本没有看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的世界。后来他又千里迢迢到荷西的母亲家，了解到荷西的母亲及妹妹根本就不喜欢三毛，甚至对他们的婚事也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三毛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又说三毛与荷西的爱情并不美好，甚至是感情不和，是她过分夸张了两个人的爱情。并由此下结论说，三毛一直过着虚伪的生活，她欺骗了读者。
就是这样一个类似“小道消息”的东西，接连被几家报刊纷纷转载，一时炒得沸沸扬扬。不知是它真是具有新闻价值，还是这些报刊在消闲在的名义下，只能用关于名人的闲言碎语来满足某些读者的无聊？总之，三毛又一次成为“关注”的对象。天真善良的三毛生前也许没能感受到当今商业文化的拙劣，她太专注于诗意的生活，而大众传媒又极力把她“包装”成一个理想化的“明星”，从而使她落入一个圈套，以致于在死后也无法挣脱。这也正是商业文化的一个庸俗的策略。它首先不失时机地选择对象，然后将其制造成一个“明星”，使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然后再对这个“名星”进行全面的榨取，使他们别无选择地在为大众活着的假象下，让传媒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报刊的文化交流功能日益减弱，它可以随时出卖那些被它曾经捧上天的人。
然而更可怕的是，这种商业文化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俗不可耐的看客--关注别人的（尤其是名人的）隐私，善于散布流言蜚语，浑身上下一股小市民习气，从而使文学的读者的本义彻底丧失。缺少真正读者的时代也很难造就伟大的作家，成熟的读者群会像细雨对蘑菇一样滋润着作家的生长（而所谓的批评家正是这个读者群的代表）。读者应该是作家的精神与情感的交流对象，也是作家的社会价值的体现者，并不是作家世俗生活的“围观者”。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不仅象征着出现一批好作家，还意味着拥有一个成熟的读者群。而商业文化在一步步使作家和读者分离，使作家处于寂寞甚至尴尬状态。
远去的三毛若在天有灵，一定处于一种寂寞与尴尬之中。
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里应该有两个三毛，一个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女作家，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女人，我们之所以知道三毛，是因为她的作品，她为我们提供的美好的精神世界。换一句话说，是她的文学作品使我们和她发生了关系，我们认同了她所描写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在评价她时，首先是从文学的角度，应该是对她作品的文学水准的确认。至于作为一个生活中女人的三毛，与我们并无太大干系。所以，三毛的婆婆是否喜欢她以及她是否有美好的爱情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对她的尊敬并不因为她是一个孝顺的儿媳抑或模范妻子，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喜欢或认同她这个会写作的女人的作品。一个作家对我们读者来说，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苛求她的生活琐事，就像对一个厨师，只要能做出可口的佳肴就够了，何必非要求他会掌鞋呢？
当然，为了全面地认识一个作家，或者为了更好地把握她的作品，了解作家的一些日常生活也是必要的，对一个评论家来说，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客观地分析作家的生活与其作品的关系，从而发现其作品的优长和不足，是文学批评一个重要方法。但不能因为作家一些生活观念而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更不能因为她生活的琐事而贬损她的文学成就。按照一个道德家或政治家的标准，无论如何也很难发现一个作家的价值，因为视角不对。作家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世界又有哪个人是完美无缺的呢？托尔斯泰年轻时放荡无为；巴尔扎克一生为金钱写作，甚至结婚的原则就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加一个女人”。但是托尔斯秦后来写出了让人灵魂提升的《复活》，老巴尔扎克完成了对守财奴和金钱进行批判的经典之作《高老头》，谁如果因为他们的某一行为或观念而否定他们在世界文学的地位，那可能是荒唐得令人喷饭的事了。同样，因三毛的私生活不如她的作品所描写的那样纯洁，从而说三毛虚伪，是在欺骗读者，这种说法本身就很无聊。
而批评三毛所描写的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不真实，则不仅是无聊，而且是无知。如果作家像摄像机一样“真实”地录下生活，那作家的存在还有何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精神世界的产物，他所描写的生活也都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生活，我们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作品的影子，但“对号入座”则是徒劳无益的。在环境残酷的撒哈拉沙漠过一种诗意的生活，是三毛的梦想，她也亲自实践过，她的实践丰富了她的梦想，她用笔把这个梦想描述出来，并感动了读者，这就是她作品的价值，也体现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而我们用非艺术的眼光从门缝来看三毛，这是对她灵魂的无端侵扰。
我们的批评家和读者应该客观地对待作家的作品和他生活的关系，尤其是新闻媒体，不能只要给钱，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当破烂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