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天下大治，则当求贤才，纳忠谏，去谗人，屏浮士，惩奸伪，肃政刑，严考课。然圣主无多，贤士难求，用者多循吏也。故管束循吏尤为重要。
近日观南渡之事，甚为伤惋，复又思及甲申之变，尤为凄怆。想国朝开创之艰辛，华夏平康之不易，而后世不知珍惜，就这么平白地拱手与人，岂不哀哉！
自古以来贤士难求，圣主无多，社稷之柱石更是少有。这人主虽欲求治，忠贞亦愿许身，奈何天下奸贪何其之多？虽几经戡乱，可终究倾颓。咎其原因，或归于守战之误；或归于任用失查；或归于人心败坏；或归于劫数因果。以上言说俱有一定的道理，但吾看来，这大好河山实则尽毁于循吏之手，败于失德之人。此文中的循吏并非史记循吏传中的贤良，实乃因循苟且之辈。
吾中华向来注重道德节操，最是不耻无行反复之徒。可此等鄙恶无良之流却偏偏充斥与朝野，遍及与司署。严格地说，他们不能称之为奸邪佞伪，只不过没能恪守作人的本分，奉行牧守之职责。他们虽无坏心肠却生就小聪明；他们虽非不赦之徒却是取巧之辈。对于高层来说，他们善世事，知进退，拿捏得轻重，查看的颜色，明晓得喜恶，讨的了欢心。这些好同志啊，听从的上级指令，洞悉的官长心思，更能讲的了大形式，宣的了慷慨言，实乃是合格的良辅近臣。可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些精心甄选出来的干吏除了溜须拍马，附和唯诺外怕是做不得什么正经事。说句不中听的，他们啊，永远都是言语上的伟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于国于民毫无建树，对于本职工作亦是得过且过。他们对于苦害百姓的权宠豪贵无敢伤合；他们对于违法乱纪的`不良行径视而不见；他们对于群众的难处于抱怨充耳不闻；即便对于那厮混的地痞无赖他们也无有微词。为人固当持重，处世固当谦慎，可若是过了头就不好了。特别是为大众所殷切期望的官长如一味瞻前顾后，处处忌惮小心，则何以施政？何以育民？
常言道主辱臣死。家主供养仆从所为何来？自然在于平时驱使，险逆用命。可我们这些吃皇粮食，拿俸禄的公仆们未曾想着为百姓解忧反倒是一门心思地寻利谋私，岂不愧乎？
当然了，谁人都知仕途险恶，做官本就是个极付危险性，极付不确定性，同时也是个极付诱惑性，与挑战性的高难度职业。因此对他们亦不必过于苛责。只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昧着良心为他们开脱。以我观之，就心性而言，他们大抵上宽和弘雅，能容他过，算得上是慎微恭逊，可细查之，只能称得上是趋利避害，善于保全的流俗。从表象上瞧，他们于大义无亏，欲友朋无害。可殊不知正是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弊习却恰恰成了国之祸患。若是明主治世，能臣辅政，英杰得以控御，万方得以抚宁，那么在天下瞻望，，风纪肃纯之下，循吏们感恩怀德，必竭忠尽责，忘身不懈，。但如世风稍颓，法度失衡，流俗们便立马恢复了极近逢迎的本来面目。若不幸佞邪擅权，皇纲失统，他们为了自身计，则免不了阴蓄财货，投效私门。当党执起时，他们或甘为前驱或明哲潜隐。这争相趋奉者固以失节，那坐观成败者亦在鄙夫之列。
遥想甲申之年，蒙满入关，两京失陷，国家养士二百余载，而死节者无多，讨贼者复少。何以故？盖兵骄饷绌，文恬武嬉，人心不肃也。昔世宗齐醮，众臣皆表贺呈瑞，有几人肯正言？有几人肯谏纠？承然，乱国者，党争也。倾危者，腐蠹也。然真正的祸因却在于循吏，在于流俗，在于清平时的怠懈于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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