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粮食危机研究的论文

2022-10-05 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全球性粮食危机研究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全球性粮食危机研究的论文篇1

　　摘要：

　　粮食危机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各国政府重点开展研究的课题。粮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层次剖析造成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和各国的应对政策，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建议。与此同时，本文还就全球粮食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给我们的启示做出进一步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

　　全球粮食危机；粮食安全；粮食战略；全球合作

　　一、引言

　　2008年6月3日至5日，世界粮食峰会是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为解决全球粮食危机问题而召开的第8次大范围会议。据有关资料统计，2008年爆发的粮食危机涉及到全世界66亿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有20多个主要粮食生产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粮食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纷纷出台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其应对策略不外乎限量供应、抑制价格飘升或者拿出政府储备金和海外农业殖民等四种基本策略。最初的保障政策集中在保证地方上足够的粮食供应、保持低廉的消费价格、以及对绝大部分易受害人提供帮助。其主要包括：加强出口限制、降低进口税来维持国内粮食的可获得性；采用政府补贴、价格控制；稳定物价和粮食供应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行动，向粮食贫困灾区提供所需的支持，从而保障国内粮食的有效生产。

　　二、各国政策及效果评价

　　菲律宾是典型的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之一，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积极扩大进口来保证国内粮食供应；

　　第二，采取价格补贴政策来缓解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埃及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安民政策，例如取消部分日用品的进口关税；优先满足内需和实现粮食多元化策略。相对来说，巴西的粮食政策更具前瞻性，巴西政府早在2003年就开始推行“零饥饿”计划，即为贫困和极端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补贴，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同时建立多个应急储备仓库，在粮食价格上涨或者由于气候等原因造成的产量不足的情况时使用。因此，巴西政府受粮食危机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采取禁止粮食出口粮食出口，从而带来了国际粮食贸易总量的急速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进出口的严重失衡。虽然各国都拿出相应的对策方案，但大部分都是临时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挖掘粮食危机根源，方能解决粮食危机难题。这些政策的影响、效果和可持续性还是不确定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粮食危机的损害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但从根本上却不是长远之策。

　　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策略

　　面对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发达国家应当采取切实行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粮食危机，这也是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同情和施舍的程度。

　　第一，发达国家应走出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发达国家应该采取的行动应该包括：改变农产品贸易扭曲政策、削减农业补贴开支、加强科技投入，从而提高全球粮食产量。

　　第二，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加强粮食“造血”，不能简单的把解决粮食危机问题寄希望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造血”而不是“输血”。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保证供给基础。面对当前严重的粮食供给不足问题，最关键和最重要的解决途径是要增加供给。

　　第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仍然是发展，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们富足起来，摆脱贫穷，才能摆脱落后的局面、买得起粮食，才能生存。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性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国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减产，巨大的粮食需求将把国际粮价迅速推高。粮食危机虽未直接在中国爆发，但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根本无法独善其身，也将遭受严重影响。

　　第一，切实保证粮食安全。中国是人口大国，要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的产量。可采取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食生产价格、降低税收等措施，从政策充分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另外，要重视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基本能实现自给。但是很多时候，非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突然上涨，打破整个粮食市场的平衡，引发粮价全面上涨。

　　第二，重视国家形象建设，防范“中国粮食威胁论”。随着粮食危机在全球的爆发，国际社会都在寻找原因与对策，一些西方媒体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要重视粮食问题的调研，用事实与数据驳斥“中国粮食威胁论”，及时有力地宣传中国对世界粮价稳定所做的贡献。

　　第三，主动推行粮食外交政策。粮食外交属于经济外交的做法之一，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价值。首先，应采取稳定粮食出口，抑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过快。其次，对其他粮食国家进行粮食援助，特别是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的国家。其三，向国际组织或国家直接粮食捐赠。粮食外交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和影响，也可以援助处于粮食危机中的国家。

　　参考文献：

　　[1]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J].农村金融研究，2008，（09）

　　[2]尚清，杨辉.粮食出口限制措施的应用及其规制的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16.12

　　[3]宋国友.全球粮食危机及对中国的启示[J].学习月刊，2008，（11）

　　[4]赵丽芬，杜超.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06）

　　[5]丁声俊.中国应对国际粮价飙涨应采取的举措[J].中国粮食经济，2008，（02）

　　全球性粮食危机研究的论文篇2

　　摘要：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问题，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与影响，探讨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与市场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无论是数量型、质量型、还是可持续型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且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重心正由数量型粮食安全向質量型与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方向发展；此次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两个方面，且对国内市场产生的无形影响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改变中国民众的膳食理念，推动中国粮食安全的优化升级。后疫情时代，中国应以数量型粮食安全为基础、质量型粮食安全为保障、可持续型粮食安全为目标，现实操作中，可倚靠粮食进出口市场、生产市场、营运市场和消费市场“四大市场”的支撑和保障，由此实现中国粮食保障的长久性安全。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粮食市场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人类需要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科技在进步，人类在发展，但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正如周立等[1]所言，当前全球性粮食安全危机比2008年由粮食供给不足引发的骚动更加严重，对于全球10%饥饿人口的生存问题应得到各国更深层次的关注。然而，在这个利益纷争的世界格局下，各国携手解决人类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障碍重重。

　　中国作为世界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能凭借仅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世界22%的人口数量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始终是中国安邦兴国的头等大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粮食安全与发展的伟大奇迹，为确保脱贫攻坚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机中，中国作为“重伤”国之一依然能够保证本国粮食的绝对安全恰也是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与发展取得成就的真实写照。然而，百密尚有一疏，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有其自身的短板，如粮食的整体质量水平不高、粮食品种发展不平衡、人们膳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发展的隐患。在如今全球性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稳定、可持续地解决本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虽然随着全球性新冠疫情的逐步稳定，国际间的粮食贸易也逐渐恢复流通，但此次疫情无外乎加强了各国对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也加剧了国际间粮食贸易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本文拟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与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1、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现状

　　本研究从数量型粮食安全、质量型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型粮食安全3个层次对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1.1数量型粮食安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安全与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从粮食的总产量、人均产量还是从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看都已达到历史高位，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处于历史最强阶段。回首40多年的发展，中国粮食安全已从1978年以前的粮食产量供应不足到1997年的供求基本平衡，再到目前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粮食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新阶段”[2]。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发展一直向好。

　　从总产量上看，粮食生产实现了从2004年以来连续17年丰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加强。其中，粮食总产量于2019年达到过去20年的最高点（见图1），达66384.3万t，比2000年的46217.5万t增长了43.6%；作为主食的谷物类（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总产量也从2000年的40522.4万t增长到2019年的61369.7万t，增长率51.4%，比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高出7.8%。此外，2010—2018年的9年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类农作物的总产值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见图2），供求基本达到平衡，短期内不会出现粮食危机。其中，稻谷的总产量与总销量总体呈现低增速式增长，且总产量略高于总销量，供求关系处于紧平衡状态；小麦的总产量与总销量均呈现倒U型发展态势，小麦的总产量于2017年达到最大值13424万t，2018年有所下降，总销量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9920万t，后期有所下降，但受当前中国总人口正增长的态势影响，其下降幅度不算太大，且小麦总产量高于总销量，小麦市场短期内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玉米作物是这三类作物中波动最大的产品，其总产量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26499万t，而其总销量从2014年起持续高速增长，且于2018年供给低于需求，形成了中国玉米市场供求关系的逆增长态势。

　　从人均产量上看，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谷物类产量在2000—2019年20年的时间内整体呈现倒U型变动态势（见图3）。其中，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谷物类产量均于2005年开始高速增长，且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479、448kg；然而，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谷物类产量也均于2015年起呈现低速负增长趋势，于2019年分别降为472、436kg，其原因可能是粮食总产量和谷物类总产量的增长率均于2015年后呈现低速变动趋势，而中国人口却以每年4%左右的自然增长率持续增长，因此导致人均产量逐年下降。虽然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近期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的400kg安全线，因此短期内中国粮食安全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综上所述，于数量层面而言，不论是粮食总产量还是人均粮食产量，当期中国粮食安全均处于较高水平，短期内不会发生粮食安全危机问题。然而，中国粮食产量也处于67000万t的瓶颈期，如果未来粮食产量一直得不到显著提升，且受国家总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国的数量型粮食安全优势将会逐渐弱化，因此针对如何提高国家粮食总产量的问题未来还需持续關注。

　　1.2质量型粮食安全

　　质量型粮食安全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大粮食安全”概念，它不仅包括粮食质量的安全性水平需达到卫生标准，还包括粮食的多样性、可获得性以及营养价值能够满足人体健康的客观需要，是人类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后对粮食安全赋予的新要求，标志着人类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跃升。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时，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水平会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3]。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2万美元，高于国际经验值4000美元，表明中国早已有能力从生存型社会转变为发展型社会[4]。随着人们对粮食安全认知的转变以及粮食消费结构的升级，这无疑对中国粮食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当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新诉求，提高国家农产品和食品的综合质量，中国政府也从法律、经济、行政等方面采取了众多强有力的政策举措，如颁布《粮食安全法》，加大对粮食市场的补贴和引导；转变政府职能，逐渐将政府在粮食市场的监管重心从经济性监管向社会性监管转移，提升社会性监管的综合能力等。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粮食的质量型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与加强。

　　然而，由于中国的质量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尚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缺口与不足，接下来本研究将从“生产、销售、食用”3个环节对中国当前质量型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粮食的生产环节。生产环节作为粮食质量安全的源头，在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至少有3个问题影响着中国粮食的综合质量水平。第一，生产者的耕作态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亩耕地的务农相对收入持续下降，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务农当作副业，对耕作的关注度持续下降，影响着单亩耕地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第二，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户为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通常会选择增加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来保证粮食的产量，但该做法也同样对粮食的质量造成威胁[5]；第三，粮食品种。中国目前不同种类农作物的耕作面积配比也待完善，如2019年谷物类耕作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9.0%，豆类占6.7%，油料类占7.8%，而中国每年的大豆和油料类进口数量巨大，该类作物的国内产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粮食的销售环节。销售环节也同样存在影响粮食质量的三方面因素，其一，粮食仓储方面。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依然保持着精耕细作的耕作模式，因此地方性的小型粮食仓储机构众多，然而大多缺乏科学的储备知识和完善的储备设备，导致在仓储过程中难免出现粮食发霉等造成粮食污染的事件发生；其二，食品深加工方面。很多粮食加工企业缺乏技术支持，在粮食深加工过程中造成粮食营养缺失，降低食品的质量水平；其三，销售过程方面。为提高粮食销售的利润水平，不少粮食销售商选择掺假的方式降低成本，如将进口的低质粮食与国产粮食掺兑后销售，降低市场粮食的整体质量[6]。

　　最后，粮食的消费环节。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同样影响着中国质量型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对粮食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都具有很大的倒逼效应。然而，当前中国的“三高”人群逐年增大，但营养不足人数却依然很多，2014—2016年就有约1.34亿人口[6]，由此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居民的饮食习惯欠佳，不利于国民的身体健康。因此，为提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综合水平，需引导人们对自身的膳食结构进行调整，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1.3可持续型粮食安全

　　相比于数量型和质量型粮食安全，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才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本研究将研究视角延伸到整个粮食市场产业链条，分别从进出口市场、生产市场、营运市场和消费市场“四大市场”对当前中国的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水平进行具体分析。

　　1.3.1进出口市场的可持续性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贸易谈判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分别与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以及阿根廷、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良好的粮食进出口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经营、海外并购等方式扩大海外粮食生产市场。在粮食进出口贸易中，中国也长期保持着结构性贸易逆差的形势，其中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国际进口量远高于出口量且保持逐年递增趋势，如2019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就高达353.4亿美元。大量的农产品进口虽然对中国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节约具有重要贡献，但如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终究不是长久之策，且在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风险进一步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粮食进出口市场的可持续性水平将会继续降低。

　　1.3.2生产市场的可持续性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粮食的生产市场一直保持着高度重视，如设立国家最低耕地红线、200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后期相关的财政补贴政策[7]，这无异乎对提高国家粮食生产能力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数量型粮食安全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然而，当前中国的粮食生产市场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第一务农收益低，相比于国际粮价，中国的粮食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单亩务农成本较高，单户耕地面积较少，使得农户种粮的净收益很少，严重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由于小农经济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因此大多农户会选择增加农作物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以此保证耕作的最终产量，如2017年中国使用了全世界27.4%的化肥和42.9%的农药，单亩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3.5倍，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不仅造成了耕地环境的污染，而且极度降低了农作物的质量，影响耕作的可持续性能力；第三资源损耗量大，中国多地粮食生产以地下水进行灌溉，如东北的水稻种植就倚靠大量的地下水供给，长此以往，水资源难免消耗殆尽，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水平；第四粮食科技的普适性不足，虽然国家极力号召将科技成果运用于粮食市场提高粮食产量，但当前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粮食的科技创新依然不够重视，且存在科研成果缺乏普适性的问题，制约着粮食生产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第五政务服务水平不高，虽然中国实行了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但在以“GDP论英雄”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出现地方政府对当地粮食生产的不重视，影响粮食产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补贴直发农户的模式有待完善，虽然每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种粮补贴，但受中国农户基数大的影响，最终发到农户手中的却很少，未达到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这些问题都影响着中国粮食生产市场的可持续性水平。

　　1.3.3营运市场的可持续性

　　当前，中国已形成系统的粮食市场营运体系，如从采购、运输到加工、生产再到包装、销售于一体的营运模式，对支撑中国整体的粮食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国粮食安全依然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便是其最好的昭示。然而，当前中国的粮食营运市场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如科学技术使用水平不高，制约着粮食市场营运环节中的运输、仓储、加工等模块的优化升级；单个厂商的经营理念存在问题，危害着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市场监管存在空位，存在产业链上下游合谋的现象，影响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这些问题也同样影响着中国可持续型粮食市场的安全。

　　1.3.4消费市场的可持续性

　　2020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标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然而，纵观当前中国社会的饮食结构，人们在吃得好与吃得健康之间仍然存在一段距离，即当前中国存在消费者粮食安全责任意识整体不强的情况[8]。如消费者容易出现短视消费、不当消费、过度消费等问题[1]，这些问题都影响着中国粮食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与影响

　　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导致国际粮食市场不稳定风險增加，进出口压力增大，对中国粮食的国际市场造成冲击；其二，对国内粮食市场产生短期的有形影响和长期的无形影响，且无形影响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改变中国人的膳食理念，推动中国粮食安全的优化升级。

　　2.1国际粮食市场不稳定风险增加，进出口压力增大

　　第一，粮食民族主义有所抬头。疫情期间多国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推卸责任，甚至制造风险”，具体表现为采取关门自保、各自为政的方式限制粮食出口，以维稳本国粮食的绝对安全，具有明显的粮食民族主义行为特性[1]。这不仅破坏了自由、和谐的国际贸易秩序，更对一些倚靠粮食进口为生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虽然随着疫情的好转，多国陆续允许了粮食的对外出口，但此次疫情也无外乎加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

　　第二，产销不平衡危害越发严重。此次疫情显化了全球粮食产销分布不平衡的危害，很多国家出现了粮食自供能力不足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有研究[9]表明，当前世界粮食的产销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北非的粮食自给缺口最大，其次是欧盟、东南亚和非洲；南亚的粮食产量虽略大于需求，但也处于紧平衡状态，难以拥有大量的粮食用于对外出口，相比之下，南美和北美的粮食自给程度较高，每年的产销结余均达到13000万t以上。由此可见，全球的粮食出口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美国也由此获得了较高的粮食安全国际话语权，而这也无外乎增强了美国运用粮食作为战略物资以实现对世界经济更好的控制[10]，导致“粮食美元化”风险逐渐增大，加剧了未来粮食国际贸易市场的不稳定性。

　　第三，市场异动风险逐渐增大。据统计[11]，当前全球尚有近8亿的饥饿人口，而粮食国际贸易量仅有2亿～3亿t，人均粮食分配量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400kg安全线，出现明显的供不应求状况。在此次疫情期间，多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世界粮食物流发生中断，且受蝗虫、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全球粮食产量有所降低，在这些负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很可能演化成全球性的粮食安全恐慌，出现哄抢、抬高粮价、投机炒作等现象，增大全球的粮食市场异动风险。

　　2.2国内粮食市场基本稳定，有形影响和无形影响并存

　　第一，疫情对国内市场产生了短期的有形影响。此次疫情在国内的爆发期主要为2020年的第一、二季度，其中第一季度影响最为严重，为保证疫情得到尽快控制，整个中国几乎按下了暂停键。受暂时性市场分割的影响，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期的粮食产销问题[12]，如因交通管制导致部分粮食主产区的农资供应紧缺、运输渠道受阻，影响该类地区的春收备耕、新粮销售和余粮仓储等；因可流动原粮的供应偏紧和成本增加导致粮食主销区的价格有所上涨。然而，随着疫情的好转，国内交通恢复正常、市场可流动原粮增多，该类问题很快便得到了解决。

　　第二，疫情对国内市场产生了长期的无形影响。经历此次疫情的磨练，中国社会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而这无形的变化也终会让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此外，受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便是中国人们的膳食观念，此次疫情增强了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的忧患意识，也增加了人们改善自身膳食结构的决心。未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注定会朝着安全、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人们食品消费观念的转变也注定会倒逼粮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粮食安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3、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

　　3.1以数量型粮食安全为基础

　　虽然短期内中国数量型粮食安全已得到基本保障，无论是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都处于历史高位，但当前国内粮食总产量处于67000万t的瓶颈期，而总人口尚以4%左右的增长率逐年增加，倘若未来的总产量不能得到突破，人均粮食产量必将持续降低，影响着中国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此外，受疫情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稳定风险增加。因此，保障中国数量型粮食安全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应以数量型粮食安全为基础，实现中国粮食产量的`长久性安全。

　　3.2以质量型粮食安全为保障

　　未来中国在继续保障本国数量型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应对提高粮食质量型安全注入更多的关注与投入，以满足人们对安全、健康粮食及食品的日常需求，提升中国质量型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化升级。

　　3.3以可持续型粮食安全为目标

　　如果说数量型粮食安全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发展的第一阶段，质量型粮食安全为第二阶段，那么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注定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久性奋斗目标。可持续型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的全产业链，包含粮食的进出口市场、生产市场、营运市场和消费市场“四大市场”。可持续型粮食安全以数量型粮食安全和质量型粮食安全为基础和保障，又通过四大市场的优化升级对数量型粮食安全和质量型粮食安全起到支撑和保护作用，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治本之策，也是中国粮食安全与发展的长久性奋斗目标。

　　4、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市场路径

　　4.1保障国际粮食进出口市场的安全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提升农业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应积极承担起援助低收入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如通过促进非洲等贫困地区粮食的生产与发展，缓解全球粮食市场的产销不平衡和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维护国际粮食市场秩序，积极投入到全球及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机制建设中，加强国际间粮食贸易市场的政策协调，如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农业合作，推动国际粮食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以此提升中国农业治理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以科技为支撑助力农业发展，提升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粮食的物美价廉和欧盟粮食的绿色安全相比，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中缺少自主的品牌，这也使得中国粮食在国际贸易中一直缺乏竞争力，抑制着本国粮食安全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未来，应加快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自主品牌，以科技为支撑助力农业发展，加大对本国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加强国际间农业科技的交流合作，以科技兴农打造中国粮食的国际品牌，提升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健全国际粮食市场风险应对体系，提升粮食安全的抗风险能力。此次疫情无外乎给各国敲响了警钟，认清了国际粮食市场异动对本国粮食安全的影響程度。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降低国际市场异动对国内粮食安全与发展的影响，需健全国际粮食市场风险应对体系，如制定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与发展的综合支持政策；加强对全球粮食市场风险的监测评估；增加如大豆、玉米等进口农产品的国内储备量；完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签订保障全球农产品市场安全、稳定的国际协议等，以此提升中国粮食安全的国际抗风险能力。

　　4.2保障粮食生产市场的安全

　　第一，完善政策体系，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应转变政策执行偏好，加大对当地农业的关注与投入，特别是一些农业主产区与农产品保护区，更应增强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未来可对该类地区的政务考核标准进行调整，增加农业生产在政府工作考核中的贡献比重。此外，还需优化助农的相关政策，如转变助农的财政补贴理念，因地施策。对于一些以家庭耕作为主的地区可将补贴额交于村集体统一调用，用于完善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该地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村集体需对每项财政支出进行及时公示，接受人们监督；对于一些以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地区可将补贴额交于农业生产者，由他们自主按需支配，由此提高农业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保障务农收益，提高农民耕种技能。农民为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社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之下，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却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影响着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未来，可探索通过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三方力量共同保障务农收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此外，还需注重对当代农民的技能培训，以适应未来中国粮食种植的规模化和科学化发展需要，可通过开展粮食种植与经营为专题的系统培训，转变农民的耕作理念，提高农民的耕作技能，由此增加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力供给。

　　第三，推动科技兴农，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兴农是保障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宝，应全面提升农业种植的研发能力和服务的可适应性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未来可实施农业科技研发工程，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科技创新，借助科研院所、农业企业、高等学校的优势互补，推动农科教与产学研的融合发展，由此实现以科技提高粮食产量与质量，以科技减少资源损耗，以科技实现粮食种植的可持续发展。

　　4.3保障粮食营运市场的安全

　　第一，推进食品产业优化升级，打造优质品牌。当前中国的粮食企业多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农产品简单加工，很难打造自主品牌，且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融合程度较低，制约着粮食产业的优化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未来，一方面需加强科研成果在粮食及食品加工应用中的宽度与深度，增强食品加工企业的科技应用能力，提升食品的品质；另一方面需注重食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可借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打造具有现代气息的乡村特色产业联合体，提升粮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在科技与产业的双重支撑下，也有助于打造中国特色的粮食优质品牌，提升国家粮食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完善食品市场风险监管，惩处违法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公开、安全稳定的市场秩序是保障中国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未来，可构建食品市场的风险监管与惩处体系，以实现对食品市场的有效管控。首先，建立与完善各地区粮食及食品安全的动态监测机制，倚靠大数据和智能化实现对粮食产业的全产业链实时监控和预警，把防控放在前端，把危机扼杀于摇篮；其次，设立粮食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实施一票否决制惩处流程，一旦在监控和预警过程中查核相关企业具有违法、违规行为，立即进行惩处并记录于企业经营黑名单中，终身不得进入粮食及食品运营行业；最后，建立与完善食品安全的治理责任机制，将粮食及食品的安全责任主体分配到相关部门的一把手手中，即将粮食安全的省长负责制下延与细分，实现对粮食营运市场各环节的精细化治理与管控，以保障食品市场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4.4保障粮食消费市场的安全

　　第一，杜绝人们餐桌食物浪费，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受中国传统合餐制和宴请式饮食习俗的影响，容易滋生炫耀性与面子式餐饮消费，这不仅会造成大量餐桌食物浪费，损耗资源、污染环境，而且会破坏社会风气，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未来应借助社会媒体、餐饮企业和政府部门三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以达到杜绝人们餐桌食物浪费，养成正确饮食消费观的目标。其一，社会媒体需承担起责任，传播正向的饮食消费文化，引导人们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形成“以铺张浪费为耻，以勤俭节约为荣”的社会风气；其二，餐饮企业应转变经营理念，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食材，减少食材的丢弃浪费，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新型菜品，另一方面在餐厅营造光盘氛围，引导消费者不过度点餐并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卫生的打包服务；其三，政府部门应健全制度建设，运用立法、行政管理等手段协同社会其他主体共建食物消费的反浪费管理体系，形成杜绝人们餐饮浪费的最后防线。

　　第二，引導人们改善膳食结构，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当前中国人们的饮食标准正向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安全方向转变，此次疫情无外乎成为推动人们改善膳食结构的加速器，而食物的安全与健康也注定成为人们日常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应积极引导人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为人们提供健康的饮食参考标准和多样化的粮食产品，确保人们知道如何改善膳食结构的同时能够购买到健康所需的粮食产品。现实操作中，可借助媒体、社区公示栏等渠道为人们提供各种食材的成分、营养价值以及搭配食用方法，引导人们按需购买，健康消费；也可协同社区医院定期为人们提供免费或低额的健康检查，依据不同人群提供可供参考的食品日摄入量标准，由此降低因过度饮食而导致“三高问题”或因食物摄入过少而导致营养不良人群的比重，从而形成全民健康饮食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周立,罗建章,方平.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疫情危机、全球本土化与有组织地负起责任[J/OL].国际经济评论.[2021-09-1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799.F.20210715.1308.006.html.

　　[2]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J].农业经济问题,2021(1):4-13.

　　[3]卞靖.未来15年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思路[J].经济纵横,2019(5):119-128.

　　[4]曾晓昀.粮食质量安全:中国《粮食法》安全价值之实现[J].学术论坛,2016,39(6):79-83.

　　[5]周宏,李丹.粮食生产环节质量安全控制的现实困境及改进对策:来自湘赣苏三省水稻种植的经验数据[J].经济纵横,2020(3):108-118.

　　[6]朱湖英,肖国安,王文涛.论粮食质量安全的政府责任体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0(2):113-121.

　　[7]侯石安.粮食安全与财政补贴政策的优化[J].管理世界,2008(11):172-173.

　　[8]罗万纯.中国粮食安全治理:发展趋势、挑战及改进[J].中国农村经济,2020(12):56-66.

　　[9]王国敏,侯守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矛盾诊断及破解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1):120-133+2.

　　[10]吕捷,王雨濛.当前国际粮食经济形势与中国粮食安全[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3(4):131-136.

　　[11]程国强,朱满德.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J].中国农村经济,2020(5):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