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效应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影响论文

2021-02-02 论文

　　摘要:本文从外部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集聚、经济集聚状况、城市地理位置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ML)检验了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区位也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产生显着影响。东部地区城市比中部或西部地区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推动力强;中部和西部具有同质性,二者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没有显着差别。

　　关键词:服务业;集聚;分层线性模型オ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服务业增长迅速,但同时却出现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不断扩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服务业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3年,在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上海)达到3000.13亿元,最低的(定西)只有4.54亿元,相差2995.6亿元,差别非常悬殊。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广州)有30682元,而最低的(六安)只有922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多(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分布情况见图1)。服务业在各城市经济中的地位也非常悬殊,服务业占GDP比重最高的达到80.89%,最低的只有10.45%,两者相差70%多。全国城市平均服务业比重是43.9%,只有89个城市在平均值以上。

　　2003年各城市之间服务业的标准差系数为2.39,高于GDP的差异程度(2.10),同时也高于工业的差异程度(2.02)。从时间序列来看,服务业的差异在逐渐扩大,1990年服务业增加值的标准差系数为2.21,到了2003年提高了0.18个百分点。各城市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差异不如服务业增加值的差异明显(详见表1),2003年其标准差系数是0.72,略低于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差异,它们分别是0.73、0.96。

　　2003年,284个城市的平均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是9588元,其中有59个城市超过平均水平,在这59个城市中,东部地区城市约占68%,中部地区城市占19%,西部地区城市只有13%。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当前各城市间、三大地带城市间的服务业都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和落后城市的差别有扩大的趋势。

　　二、集聚效应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影响

　　国内学术界对影响地区服务业差异的因素已有所研究,但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是基于新古典增长论,将服务业的地区发展差异归纳为要素投入、市场条件和政策等方面,很少有研究关注到集聚效应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的作用 (李辉,2004;倪鹏飞,2004)。

　　传统的经济学假定空间是匀质的,并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无成本地瞬时流动。现实世界中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不同地理条件禀赋给各地区带来不同的发展机会,地区的经济密集程度和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最近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考虑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的前提下,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设出发,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作出全新解释。本文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础,引入集聚效应和其它地理空间变量,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重新解释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差距。

　　(一)经济集聚与地区服务业发展

　　经济高集聚度地区会对服务企业形成较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生产者在城市集聚能给服务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首先,有利于资源共享,节约成本,共同分享外部经济利益。如果服务企业间彼此聚集,则每个企业都可通过共享某些公共投入,例如同一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商业信息及新技术革新等,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且在不牺牲个体灵活性的情况下,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获取收益。

　　其次,企业聚集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企业和整个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新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知识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在边干边学中可以得到积累。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而知识积累量、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水平、人力资本提升可以由企业进行正式的专项研究开发得到,也可由企业非正式研究与开发活动得到,如借鉴同行经验、互相交流学习等。而“今天技术变化的主流已不再取决于正式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取决于包括学习在内的各种非正式研究与开发活动。据有关学者测算,目前,正式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只占到产品和服务创新费用的35%”(王缉慈,2001)。

　　如果双方相距不远,处于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集聚区内,由于空间邻近和共同的产业文化背景,可以加强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和交流思想的各种媒介中,“面对面”交流被认为是信息量传递最多的方式,因为“口头载体要比书面媒介更富裕,电子邮件虽然克服了距离的限制,具有很强的覆盖性,但它仍然无法传递诸如暗示、个人感官体验等信息,在反馈的及时性方面,它弱于电话,更弱于面对面交流”(比歇尔和劳布,2001)。Lissoni(2001)的调查结果也证明,超过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在解决问题时首选的方式是口头解释,其次才是实践说明、参考其它书面资料等。这一切都说明面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是隐性知识学习和共享的最有效方式 (郑胜利,2004) 。地理的接近为沟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空间邻近可以使大量的“面对面”交流更加密集和方便,节省了时间和交通成本。服务企业可与客户通过直接接触,探讨如何更好地改进服务,优化生产流程,减少等待时间,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提供优质、快捷、便利、贴心的服务等。

　　不仅如此,非正式的渠道,如员工之间的关系网络、人员的工作时间之外的流动和生活联系都可以使得隐性知识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工作之余,人们利用各种机会,如朋友聚会、公共场所聊天、休闲娱乐健身场所偶遇等互相沟通交流,增加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量,产生思想碰撞,加速知识创新。Freeman(1991)认为,隐性知识学习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网络完成的,所以非正式网络对集群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在空间上的邻近有利于人员的沟通交流和信息的积累、传递与扩散,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可以很方便地面对面沟通,而超出一定的地理范围再进行这样的交流很费力,信息难以向范围外渗透和扩散(魏江,2004)。

　　企业集聚使得近距离观察竞争对手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实现模仿成为可能,集群内先进服务企业的创新理念、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服务等会起到示范作用,先进的企业知识成为集群知识场中的“知识极”,在集群内产生极化效应。后进企业迫于竞争和在这种知识极化的作用下,就会立即学习、模仿和追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997)很早就描述过这种现象,在这里“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如果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

　　最后,集聚于同一地区的企业,各种各样的联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彼此间的信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服务企业的生产方式与其它企业有所不同,其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使服务生产过程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实物产品有确定的产品质量标准,顾客购买前可以先验货再与生产企业商定价格,进而签订购买合同。整个交易过程非常明晰,双方都有机会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风险。但服务企业的交易过程不同,双方的信息非常不对称,顾客不知道服务质量如何,生产者也不知道顾客是否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在顾客购买前,服务产品还不存在,顾客无法判别产品质量,不敢轻易付费,害怕“货不对路”或产品质量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而服务企业在与顾客商谈且确定价格进而签订契约之前是不会贸然提供服务的,因为服务企业提供的往往是无形产品,它们可能是一套方案,一个规划,一种思想,一句口号,一个标语等,如果没有以实物为载体,其所有权是不清晰的,其它人在听到或看到后都可以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稍加转化就可以用于实践。如果生产企业在没有与顾客达成协议之前就提供服务,生产结束,顾客消费完后,将接受的服务已经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如果存在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就可能会以产品质量不合格等多种理由拒绝履行责任。

　　地理位置接近的企业家们的联系比较多,对彼此都非常了解,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或有过接触、一直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等,这些关系形成社会网络。在社会网络中,各种联系培育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强彼此的信任,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

　　(二)地理位置与地区服务业发展

　　地理位置会在两个方面对服务业产生影响:一是地理位置使得自然资源的分布有所差别。在三次产业中,因其本身特性,服务业依赖自然资源的程度最低,但是其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定的地理位置会有一些特定的'自然环境、气候、人文风情、社会风俗、习惯等,这些是某些服务业的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只有在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区,其服务业才可能有较大发展。比如旅游业,只有拥有良好自然风光或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才能发展旅游业,靠近海岸线的城市才能大打阳光、沙滩、海岸的招牌,以海边休闲活动(游泳、冲浪、帆板、游艇等)吸引游客。交通运输业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便利的位置能使城市成为交通重镇,邻近港口、高速公路、铁路的地区,发展交通运输业才有优势。二是地理位置会影响吸纳社会资源的多少,从而直接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地理位置优越,如靠近港口,便于企业出口和进口,开展国际贸易,具备这种优势的城市会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也会引来大量的各种层次的劳动力。城市利用科技发达、人才荟萃、内外联系广泛、信息量大、交易方便等优势,可以形成促进服务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上述分析表明,地理位置和经济集聚度对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明显的影响。经济集聚度越高的地区,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力越强。地理位置越优越,越有利于地区服务业发展。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选择及数据说明

　　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城市区位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以中国大陆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解释地区服务业差异的重要作用。

　　要检验以上因素的作用,遇到的一个技术上的困难是经济地理因素往往是不变的。如果直接用截面数据,那么时间的选取往往会导致结果的不同,结论的稳定性值得质疑。如果直接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将这些不变的量作为虚拟变量,那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往往会因为非观测效应(unobserved effect)与解释变量相关而产生有偏不一致的估计,这又被称为差异性偏误(heterogeneity)。如果采用固定效应分析,那么虽然可以消除非观测效应,但是重要的不变的因素也被消除,而这恰好是我们所关注的(金煜,2004)。

　　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ing) 能避免上述分析模式的缺点,比较适合本文的研究初衷。多层线性分析方法是目前国际上较前沿的一种社会科学数据分析的理论方法。相对于线性回归和方差分析依靠的普通二乘法估计,分层分析使用收缩估计(shrinkage estimation)更加稳定和精确。分层线性模型用两个估计的加权综合作为最后的估计:一是来自每个组的OLS估计,二是组间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LS)估计。最后的估计来自于对这两个回归的加权平均,如果样本规模小,则更为依赖第二层的WLS估计,如果样本规模大,则更为依赖第一层的OLS估计。分层估计的另一个优点是对于样本规模不相等的数据结构,由于采用了极大似然估计的迭代过程(iterative process),所以可以估计方差和协方差。

　　对分层数据进行计量需要专业软件。HLM软件是专门解决层次数据间的关系的软件,在社会学研究中已被逐步确认。本文使用HLM5.04(学生版)进行分层线性模型分析。分析过程如下:

　　首先建立第一层计量方程模型:

　　ln(PSGDPti)=ati+btiln(SKa)+ctiln(SLti)(1)

　　t表示时间,i表示地区。式(1)是参照生产函数建立的模型,其中ati表示各城市所处地区不同形成的生产效率差异。bti表示各城市资金投入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变化的弹性系数,cti表示各城市劳动投入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变化的弹性系数。PSGDP、SK 和SL分别表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投入资本和服务业从业人员。

　　第一层次所解释的ati和bti对应于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对上述方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那么存在残差不满足同方差假定的问题。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FEE)虽然可以消除截距项,但是对于关心截距项差异的研究,它同样消除差异背后的经济学含义。而层次线性模型估计方法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它考虑其他随机因素对a璽i和b璽i的影响。

　　第二层次计量方程为:

　　ai=a0+aiXi+εi(2)

　　其中,Xi表示影响ati的因素,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区位(主要是用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不同造成的影响, 分别用企业密度(IDE)、GDP密度(GDE)、东部(DB)虚拟变量与中部(ZHB)虚拟变量指标分析。本文用两个方程分别分析企业密度和GDP密度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影响。第二层的模型分别为:

　　ai=a0+a1IDEi+a2DBi+a3ZHBi+εi(3)

　　ai=a0+a1GDEi+a2DBi+a3ZHBi+εi(4)

　　所用数据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数据包括2001-2003年中国大陆各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的资本投入额、从业人员数量和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其中资本数据因为各城市历年资本数据不全,难以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各地的固定资本存量,只好在假设往年投资与当年投资呈一定比例关系的前提下,用当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量代替。因为统计口径的调整,选择了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统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共有265个。数据来自于2002-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2-2004年的部分省份和城市统计年鉴。第二个层次的数据包括2003年各城市的企业密度、GDP密度、东部虚拟变量和中部虚拟变量。数据来自于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

　　按照分层线性模型的估计步骤,首先估计一个不包括第二层预测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见表2。除了允许自变量和截距项的回归系数在各个城市(第二层)随机变化外,建立的模型与普通的回归模型一样。模型采用了限制最大似然法估计,结果收敛,似然函数值为-855.727201。资本变量的系数为0.111861(P=0.000),劳动力变量的系数是0.080161(P=0.242),截距项的系数是8.546637(P=0.000)。检验结果表明:资金和劳动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均有正向推动作用,且资本的影响更大。资本投入在推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表现出强劲的作用,资本投入增长1%能带来0.11%的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而劳动力只能推动0.08%。所以当前我国服务业还是资金驱动型的,劳动力对人均服务业的推动作用还不明显。

　　由于工业增加值密度和GDP密集度有高度的相关性,不适宜放入同个方程,本文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对第二层模型的分析分别见表3和表4。分层线性模型认为当某个第二层变量的系数和相应第一层的系数符号相同时,说明该第二层变量能加强第一层上该系数的关联强度,加强的方向与系数符号所表示的方向一致。当两层系数符号相反时,则说明第二层变量削弱第一层上该系数所表示的关联强度,但影响方向与第一层系数的符号所表示的方向相反(张雷,2003)。

　　产业密集程度、经济密集程度和城市所处区域的状况对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影响。企业似然函数值-669.195359估计方法限制最大似然法密度、GDP密度、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系数均为正,与第一层模型的截距项的系数符号相同,也就是说对于第一层模型的截距项即服务业生产效率起到加强的影响,这与本文前文中的假设一致,验证了理论假设。包括产业密集度指标的模型回归结果表示,企业密度的系数为正数,T检验的P值为0.000,通过检验,意味着企业密度对式(1)中的截距项——生产效率有加强影响,即企业密度越高的地区,服务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从而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中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也为正数,它们对式(1)中的截距项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与西部相比,位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比西部地区能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在推动当地服务业发展方面发挥了更强的作用。但中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并不显着,没能通过检验。从地区的系数来看,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能推动服务业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并没有显着区别。包括GDP密集度指标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GDP的密集程度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有加强影响,东部地区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也有加强影响,GDP密集度系数和东部地区的系数都通过1%显着水平的假设检验,而中部地区仍然没能通过检验,此模型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各种力量对经济的影响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略。近年来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空间因素对经济差异作用的解释。然而在服务业差异研究中,还很少有人从此角度分析。本文的检验证实了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服务业更多地使用外部知识、信息等要素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而经济密集地带和东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育相对成熟的主导产业、高层次的结构转型、完善的社会网络体系、良好的发展氛围、便利的技术传播途径等有效地引导了服务业的发展。

　　层次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投入仍然是各城市服务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劳动力的推动作用还不够明显。经济的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越密集,经济活动越密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当地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就越高。城市的区位也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产生显着影响,处于东部地区的城市比位于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的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更能加强对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的推动力更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同质性,两地带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没有显着差别。企业集聚和经济集聚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相关产业的集聚,对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都能构成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服务业发展。同时,企业集聚通过资源共享,节约成本,获得外部经济利益。企业聚集为隐性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益于知识溢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企业和整个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各种各样的联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集聚地区企业彼此间的信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

　　地理位置也表现出对服务业的显着影响,与落后地区相比,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发展条件完善,集中了大批人才,这些突出的优势对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简短结论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本文从地理因素角度探寻地区服务业发展差距的原因。理论方面,从外部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集聚、经济集聚状况和区位条件与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通过分层线性模型,对2001-2003年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检验,发现:经济的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越密集,经济活动越密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当地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就越高。城市的区位也对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产生显着影响,处于东部地区的城市比位于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的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的推动力要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同质性,两地区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没有显着差别。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起影响作用的地理因素是很难通过政策加以调整的。由于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服务业地区间的差异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实现地区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并不是要扭转由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性导致的服务业发展差异,而是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后地区的服务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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