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派主张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本，积极开展了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改进乡村经济、推进乡村社会整体建设的乡村教育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重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一次重大探索，其经验对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仍有切实意义。
[关键词]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农村教育
一、教育视角的乡村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实验主义的改革道路，与此同时，知识引导生活以及教育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想也逐渐深人人心。在中国的学术讲演中，杜威强调教育“是要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平等教育，而非“贵族阶级式的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中国应当实行平民教育，以“养成一般人民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张多与传统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相契合，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的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五四”前后开始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但是，当时有限的“乡村教育已经破产”，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1919)的文章里如是断言。1921年，陶行知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也指出:中国以农立国，乡村占8500，城市占1500，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而乡村学校却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00,“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谓已达到极点”。这是因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这种“走错了路”的乡村教育不仅是无用的教育，胃‘软手软脚病”(不会动手的知识分子)和“呆头呆脑病”(不会用脑的体力劳动者)两种流行病的病因，而且造成了乡村的学校荒废、农民愚昧，直至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严重滞后。乡村社会的破败衰落不仅使我国工业的现代发展，有失去原料供应以及有效劳动力的可能，也将严重动摇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基，欲救中国必先要救中国之农村和农民，“到乡村去”、“到民间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改革的基本共识。“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塑造新的乡村社会”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诸多教育改革家们的不二选择。正如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指出的:“我们内受国家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通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谋。”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间，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教育派，就在实地调查和研究农民群体的生存现状及教育现状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和领导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实事求是地科学规划，创造性地开展了划区乡村教育实验的推进运动。其间，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最具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从1926年底开始，自筹经费，在南京郊区的晓庄买了10里荒山、200亩坟地，作为“活的乡村师范”的校址。1927年3月，晓庄招收了13名甘愿为农民“烧心香”的首批师范生。陶行知和学员一起，住牛棚，挑大粪，“和马牛羊鸡犬泵做朋友，对稻粱寂麦樱下功夫”，晓庄师范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师范学校的新形象，成为了当时全国乡村教育运动的中心。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1926年8月，选择河北定县作为试验区，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效果也很显著。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进行生计、文化、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救治农民贫、愚、弱、私的“四大疾病”，目的就在实现农村社会在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等方面的“六大建设”。其他影响较大的实验区有:黄炎培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的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区，梁漱溟在山东荷泽、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江苏省教育学院研究部创办的无锡惠北、北夏试验区，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的北平清河试验区等。
据美国学者拉穆利统计，到1934年，中国从事各种乡村教育实验的团体达691个，据台湾学者杨愚春统计，1925年至1934年中国各类乡村教育实验区则达63处之多。从历史地位和教育贡献上看，这场规模宏大的乡村教育改革运动，不仅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早期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教育下移民间社会的努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向乡村社会转移的重要标志，其间也隐含着城市、乡村在教育现代化视野中一体化的基本思路。
二、主要思想和举措
大大小小的教育试验区，在推进所在区域乡村社会生活的改造和发展方面不仅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乡村教育实践经验，我国乡村教育的内涵、内容、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自此也都有了新的拓展。虽然，乡村教育各派别在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方式、方法以及规模、效果上不尽相同，如指导思想上，有的主张“富教合一”，有的主张“政教合一”;在方式、方法上，有的侧重教育普及，有的以经济发展为突破口，等等，但他们的思想里都有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以及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影响，也都比较重视彼此经验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因此，这一时期的乡村教育实验活动，在总体上还是有相近的理论和举措的，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目的。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新农民”、改造乡村的社会生活。乡村教育派认为，人的现代化问题是现代社会毫无疑问的中心问题，而“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从此，读书识字不再是旧时代里升官发财的捷径，学校教育也不再是脱离生活实际需要的虚无教育，乡村教育的办理要以唤醒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养成经济自立的能力为基本目标。如陶行知所强调的，乡村教育的具体使命是:“(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换言之，乡村教育要塑造的“新农民”，就是现代社会视野下的能够自主、自治和自卫的，能够理性经营和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能够自觉、自动地去帮助他人并积极参与周边社会生活民主化改造的现代农民。如果中国一个个的乡村，一个个的农民都有了这样“充分的新生命”，乡村社会重塑的依靠才就有了可靠保证，整个国家赖以现代化发展的基石也可得以真正确立。
其二，关于内容。乡村教育的内容是实践的、实用的，也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全部。在《宝山县试办乡村儿童自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中，陶行知提出工学团的乡村教育工作包括: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治的村庄;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开展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的村庄;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卫人的村庄;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可见，当时乡村教育的内容的确是广泛而不狭隘、实用而不空泛的，乡村教育运动在事实上也包括生产技术、政治观念、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民道德以及自卫教育等多个层面的乡村社会的整体重建运动。可以说，与整个社会(直至世界)的发展进步互为沟通、彼此协作，以开启民智为中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大的综合改造活动。
在这大农村教育活动中，陶行知将乡村学校看作“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指出乡村学校不仅要培养乡村所需要的人才，也要积极参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活动。但当时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空洞无物，所学非所用，不仅脱离乡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且城市化倾向严重，也不能对农村社会及农民自身的急迫问题提供有效帮助，有的学生读了三四年的书，甚至不会记帐、写信。陶行知认为，乡村学校改革的开端是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即不能仅从学科体系和书本知识出发，而首先要从乡村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有无实用价值为原则标准来选择该学什么、该教什么和该做什么，并能够以实践为中心来进行教和学，“比如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就要在田里学，也就要在田里教”。⑥生活的、有用的和实践的原则性要求，不仅改变了以书本教材为中心的农村学校课程设置，而且以农村生活为本位的大课程观由此得以确立。今天的农村学校也着手设置以本土文化资源和生活实际为基础的乡土课程、综合课程，农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社会之中心因此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
其三，关于原则和方法。乡村教育活动的推行方法和原则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先实地调查研究，后具体实践、推广。如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之前，要求以“系统的科学方法，实际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和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为有事实根据的设施。’，⑦黄炎培也要求对实验区首先进行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方面的调查分析，然后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确定适合该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可行性方案，以保证教育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该方案实施过程中，要和当地民众充分合作，“以先能授后能”，决不以盲导盲，要能以实际的生产成效来增加当地民众对改进工作的信任和参与，正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最后还要能善于总结成功经验，力求推广普及。
二是划区实验、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重实效。乡村教育派的实验一般都是划定特定区域，因地、因人之需实施教育改进工作，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强调改进工作的实际效果;黄炎培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和训练，先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因地置宜，因材施教”。例如，为扩大农民收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就组织农民因势利导发展花边和刺绣等传统手工业、指导农民因地制宜建立各种养殖业和种植业，这都给村民带来了较好的实际收益。既然办教育是为了借“教育的力量”，改造社会环境，那就先要“身人其中”，了解将要改造之环境中的各种待解决问题，以此为基础而办理的教育就是有效的教育，也是老百姓欢迎的教育;否则就是没有出路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愈广，生计愈窄”，白白浪费了人力财力，这在今天的教育界尤其值得警觉。
三是以富促教、科学简化的双管齐下。什么是以富促教?乡村教育派认为，经济发展是教育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农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乡村教育的首要突破口，如陶行知所说，活的乡村教育，能够叫“荒山成林”、“痔地长五谷”。但是，要解决富民问题必须依靠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而要增加生产则必须依赖科学知识和技术，乡村教育派都非常重视这一科学普及工作。如中华职教社在徐公桥实验区内注意在农民中普及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常识、推行正确的耕种方法，注意推广优良品种和试用各种新式农具等。晏阳初在定县试验区成立了专门的生计教育部，一是办了两个农场，实验并推广美国引进的猪、鸡、小麦、棉花等的优良品种及先进技术;二是采取实验巡回生计训练的办法，包括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示范户)和推广训练三个方面，形成了较完整而有效的农村生产教育制度。梁漱溟甚至还提出，金融流通、引进科学技术和改进合作组织要三管齐下、同时推进，才是增加农民财富、摆脱农民贫穷的有效举措。 四是重视乡村的社会组织制度建设。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文化主要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制度文化的合理建设和必要支撑，对农村及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而言，现代组织制度的建设自然也是其应有之规定和必然要求，所以，乡村教育实验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设以现代民主、平等、合作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制度。梁漱溟认为，在竞争的时代，有团体的才可以胜利，没有团体的则必定失败。在山东邹平实验区，借鉴西方团体组织的长处、吸取中国历史上乡规民约制度的精神内核，他建立起以解决乡村社会种种问题、谋求乡村社会整体建设为主要目的的乡村组织新形式—乡农学校(包括村学和乡学)。其主要教育内容包括:组织农民走合作生产、经营的道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训练村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和参与力，培植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习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传授农民新的科学知识，促进农村的农业改良等。但乡农学校所进行的集政治、经济、教育、自卫一体化的教育活动，还只是“规定”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社会组织本身是“一个生长的东西，慢慢开展的东西，从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其苗芽端倪在乡村，从乡村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换言之，倘若离开农民的以个体社会实践方式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乡村社会组织制度建立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实在的基础，毋庸质疑，借助教育以促成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和行动参与则是乡村组织建设背后的涵义和依靠。
三、历史借鉴
从历史借鉴价值上看，以陶行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主要是希图借助开启民智的教育手段，开发广大农民丰富的“脑矿”，培养农村人才，寻求乡村经济、乡村教育、乡村卫生、乡村政治等全方位的现代改组，以为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与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在思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参照乡村教育运动的主要经验，当前要促进我国农村教育的有效发展，首先，要明确农村教育作为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工程的内涵。一方面，农村教育主要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三个部分，涉及了农村社会人力资源整体开发的方方面面，也涵盖了知识教育、技能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健康教育及至国际化教育等多方位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农村教育的有效发展不仅决定了新一代农民的整体素质水平，也影响农村社会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以及整个社会协调有序的现代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将农村教育的发展与农村社会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是要解决农村教育的实效性问题。这里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因此有必要先进行因地制宜地调查研究，制定出相应区域内科学可行的农村教育发展规划;其二，农村中小学校要真正确立为当地农村社会的'发展培养实际人才的基本宗旨。根据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积极改革以升学考试教育为主体的课程结构，增加“绿色证书”教育及有关农村实际生活生产的内容，努力成为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改造的教育中心;其三，针对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留守农民和进城农民的两大群体，积极依托农业院校以及有关的教育培训机构，因材施教、因需设施，逐步建立开放而有效的农业生产教育制度、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最终促成学习化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会终身教育网络体系的建设。
再次，是实现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权问题。农村社会贫困和落后的根源主要是教育的落后和知识的贫乏，而中国近代以来的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在事实上不仅加剧了农村文化力量的大量流失，城乡社会在文化教育上也再现了严重失衡，中国就没有了能够在文化上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根基。其间，标志着等级、特权和身份标签的知识观、教育观的流行，知识分子阶层自身对乡村社会生活的自动背弃和所谓“超越”，则是导致农村文化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陶行知指出，教育平等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诉求，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人中人”而不是“人上人”，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富家少爷、小姐的“金手杖”和“金戒指”，却不是穷人孩子的“破棉袄”和“窝窝头”。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农村教育服务农村社会发展职能的真正实现，都需要普及民主、平等的现代教育观念，切实保证每一个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城乡教育的现实差距、维护教育应有的公平、公正，这是政府自身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也是我国农村教育民主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四，是以现代理性为基础的农村公共文化的培植问题。乡村教育派普遍认为，只有村民应有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地得到了充分发挥，只有建立在现代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成为了村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村民能够“人人自振，个个自新”，成为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等四力兼备的社会公民，才意味着农村社会现代意义上公共文化体系的真正建立。这的确有赖于农村教育的实际运作和有力推动，但其间首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行动参与。梁漱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明智力”或“社会的脑力”，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他们应该以自己的学术头脑去指导农村社会的改革发展、规划民族的未来。如许悼云讲，为人间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当是历来享受诸多“特权”的知识分子的理应使命。⑨追昔俯今，今天的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学者专家、行政管理人员)也应以“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⑩，重新走向民众、指导民众，成为民众社会中平等而普通的一员;本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信念和民主、平等的现代理念，随时随地尽其教育功夫，以打通城乡之间的隔阂、协调彼此间的平等互利关系;以知识教育为作用力，以组织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农民群体为主要力量，努力推进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促成农村社会整体的现代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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