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教育运动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勃兴和农业学科调整
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教育必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体现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能。为适应乡村教育运动的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农村教育或建设学院，有些综合性大学还设置了为农村培养人才的涉农学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成立的乡村教育学院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安徽农村合作研究训练院、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专科学校、上海农村服务专修科等多所，[1]这些学校都带有农业教育或农村教育的内容，聘请农科大学的教师前去任教。一批学校增设了涉农专业或农业学院增设了服务农村的学科。1933年后，教育部曾指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分别办理农艺、园艺、机械等职业师资科，如1939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奉命令举办园艺职业师资科；1934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农村建设科，1930年成立的江苏教育学院附设了农事教育专修科。一些大学还设置了农业教育系。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教育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福建协和大学农业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学院乡村教育系、湖北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等，根据教育部1939年的规定，一些大学设立的与农业培训有关的农业专修科、乡村教育科等统一改为农业教育系。农业教育系中开设了乡村社会学、农业合作、农村教育概论、农业推广学等贴近农村实际的课程。在乡村教育运动的影响下，加之教育行政力量的推动，许多教育家关注农村教育和建设问题，创办了一批农村教育学院，综合大学增设了农业教育学科，使得近代农业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涉农学校、涉农学科快速增加，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快、更有效地为农村服务的教育培训形式，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教育、乡村教育人才。
二、乡村教育运动带动了知识分子走向农村
乡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以大批洋博士、洋硕士和高校的教授学者为主体，他们以其拳拳报国之心，走出高楼深院的象牙之塔，离开繁华的大都市，走向农村，到乡村施展自己的抱负，与农民为伍，为农民服务，成为乡村教育运动中的靓丽景观。1926年底，陶行知先生联合赵叔愚教授在南京近郊筹办乡村实验师范学校，1927年3月15日该校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下乡的开始。1929年后，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更是延揽了相当数量的一流知识分子。在各乡村教育流派和各建设试验区中，都有一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如在农业和乡村教育方面，有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冯锐，衣阿华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农业工程专家刘拓，康乃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傅葆琛；在卫生教育方面，有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陆志潜；在乡村文化教育方面，有曾留学日本的原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郑锦，留法归来的原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晨报》副主编孙伏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曾担任政法大学教授兼教务长的矍菊农等等。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留美博士杨开道教授，康乃尔大学教育硕士、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任章元玮教授等等均参加了乡村建设实验；还有一批农业专家被乡村建设学院聘请讲课。这些参与乡村教育运动的博士人数，已很难统计准确，它以定县、南京晓庄和山东的邹平为中心，形成了波及全国的博士下乡运动。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教育改造，“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乡村教育与建设尽心尽力。以洋博士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广大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怀着振兴农村与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从城市走向农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把做学问与做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走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并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大量有益于“三农”的工作，尤其在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农业科学知识，改造乡村卫生条件，推进扫盲运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和改善农民精神面貌上，取得的明显的成绩。乡村教育运动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他们那种敢于走出城市，走出书斋，走到乡村与农民结合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乡村教育运动实践，探索出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如何与农村发展相结合、如何为农民大众服务的途径。他们走向乡村献身乡村教育的精神值得进一步倡导，他们的行动为今日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建设农村做出了榜样。
三、乡村教育运动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相结合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无形的手”，[2]正因为如此，乡村教育家们认为“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乡村教育派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教育运动。在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试验中，尽管各派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不尽相同，但综合不同乡村教育流派的观点和实践，“培养乡村教育人才、改进农业、改良乡村生活”是三条途径是共同的，因此，农民教育、农业教育和农事推广工作，成为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中的重要内容。正如黄炎培所说：“我们要以新农业推行到普及到农村，而农村经济农村自治也都是相连不可分的。于是我们的职业教育中农业教育就变成到农村去作一种整个农村改进运动了。”[3]乡村教育运动的特点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和农业专家在这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中，高等农业院校、综合大学农学院和一大批留学归国的洋博士、农业科学家纷纷走向农村，加入到乡村建设的洪流中，他们不但参与了各种教育团体建立的乡村试验区，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且许多农科高校、大学农学院利用农业学科和技术优势，以农业教育、农业推广为基础，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试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的紧密结合。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区，由南京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担任其农业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教授担任乡村教育部主任，农业工程专家刘拓也参加了农业和乡村教育工作。[4]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农科和教育科等单位，在1926年共同开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区，由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负责，成立乡村改进会，建立农艺实验场，推广金陵大学农科的改良品种，进行农业新品种的实验、农业技术和农机具的推广、组织合作社等。
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县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学院也汇集了一些农业教育专家，并与山东大学在济南合办实验场以改良农业生产。农业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农学院在乡村教育中的活动也各具特色。如北京大学农学院在京郊罗道庄建立“农村建设实验区”，其组织办法大纲中规定：农业推广教育业务既包括教育事业，也包括社会事业。教育事业包括农村成人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儿童简易学校，社会事业包括农业科学之推广、农民知识之提高、农民自治之提倡、农民生活之改良、农民健康之促进。可见，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仅局限于农业技术的推广、生产生活的改善，也注意到了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全方位的农村建设试验。而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村建设中成绩斐然，赢得了国内外关注。自金大农科创办以来，就采用美国农科大学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制度，十分重视社会服务。先后建立了江宁农业推广示范县和乌江试验推广区，其中乌江试验推广区是1930年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创办，其宗旨是：
（1）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试验区的乡村建设。
（2）作为金大农学院农业推广工作试验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民。
（3）作为金大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地。试验区成立以后，成绩卓著，名声在外，许多机关团体相继前去参观和考察，认为乌江“讲求实际干的很好”，所进行的事业，使农民获得了利益，无论是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生产上的合作事业，还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的各种教育、改良农民生活状况的社会活动，都对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试验区成为了金大农学院的实验实习场所，帮助了农学院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形成了双方良性互动。
四、启示
1、高等农业教育的目的需进一步明确。虽然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其教育目的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尽管传统的观念认为，大学从事知识的普及与推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是不必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使自己庸俗化和机械化”。[5]但自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1904年发端于威斯康星大学后，不仅为当时美国其他州立大学所接受，而且逐渐影响到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大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从此为社会服务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近代农业教育家过探先认为，农业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一般有知识的人，为现在的农业谋发展、为现在的农业谋福利罢了”。[6]他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农业教育的宗旨，在辅助农民，改良农业，发展农村”。[7]高等农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改良农业、改变农民、发展农业服务。只有高等农业教育通向农村，才能使农业人才、知识、技术通往农村，使其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其教育的最终目的。
2、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的结合仍需加强。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紧密结合，才能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互动提高。高等教育为农村服务的前提是要适应农村的实际需要，符合农村的生产、生活实际，符合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学院式的研究，往往容易脱离实际，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不能为实际所用和被实践检验。乡村教育运动的实践证明，专家走出书斋，深入农村，就会使高等教育和农村生活打成一片，从中不断修改研究课题和研究计划并获得新的研究课题。这不仅可以使农村的发展直接得益于高等农业院校的科研成果，而且也使高等农业院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质量不断提高，达到“和谐发展，互利双赢”之目的。
3、农民素质的提高仍是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乡村教育运动中，尽管各教育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农民的教育。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漕河泾创办的“农村服务专修科”，晏阳初在定县创办的“平民学校”、“平民职业学校”、“平民教育讲习所”，陶行知的“乡村工学团”，梁漱溟的“乡村服务人员培训部”等等，都是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农民知识水平。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农民的素质更决定了农村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兴，则中国兴；农村富，则中国富。而农村的兴与富，最终依靠的是大批有知识文化的新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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