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从秦到唐的约一千年间，是古代社会的前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秦汉为一段，是大一统的形成期，在容纳百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朝廷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宇宙观、天下观、伦理观、文艺观。魏晋南北朝为一段，既是民族大冲突与大融合的时期，又是中国艺术形成自己的体系的时期，还是道教的形成期和佛教的定型期。隋唐为一段，文学艺术达到顶峰，三教并存各显辉煌。隋唐文化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最具有开放心态的文化。
一、价值体系的建立
秦王一统，汉承秦制，在容纳百家的基础上，建立了与大一统相一致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在魏晋六朝和隋唐继续发展、丰富、完善，主要体现为：气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夷夏五方的天下观，以儒家伦理为主体、以道释观念为补充的人生观。
（一）气阴阳五行的宇宙观
先秦百家争鸣中关于宇宙观的思想，以气论、阴阳论、五行说等为代表。这些思想从战国时就开始被总结（如在《吕氏春秋》等著作里），演化到汉代，在《淮南子》《春秋繁露》《黄帝内经》等著作中，被综合成一个统一体：一个气、阴阳、五行的宇宙。②中国文化的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宇宙万物，皆由气生，物亡又复归于宇宙之气。这样，中国文化中的事物，便由形与气两个部分组成，气是根本。气，具体来讲，最基本地分为阴与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天、日、君、父、男、夫、表……为阳，地、月、臣、子、女、妇、里……为阴。阴与阳是一种和合互补的关系；又是一种尊卑的等级关系，阳者为尊，阴者为卑；还是一种圆转的关系，人为父而为阳，为臣而为阴。阴与阳不但是多层次的，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互转化。阴阳进一步展开为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体现在一切方面，时间（春夏长夏秋冬）、空间（东南中西北）、色（青赤黄白黑）、声（角微宫商羽）、味（酸苦甘辛咸）、情（怒喜思忧恐）、道德（仁礼信义智）……五行之间既相克又相生，形成一种既矛盾又和合的关系。五还可以展开为八、十二、二十四、六十四、七十二……总之展开为多。多又可以简化为五、二、一。气、阴阳、五行的宇宙论由汉代学者系统地建立起来之后，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宇宙论基础。
（二）夷夏五方的天下观
秦汉一统，在对《尚书·禹》、《礼记·王制》的重写重释中，形成了夷夏五方的天下观。华夏在天下之中的观念，到秦汉具体化为由王朝实际管理的。
（三）以儒家伦理为主体、以道释观念为补充的人生观
从考古上的新石器时代（即文献上的五帝时代）的满天星斗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一个家国天下一体的观念结构，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演变，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变化，但家国天下的基本结构依然保存并与时俱进。当秦汉一统达到鼎盛之时，对家国天下结构最为看重的儒家成为意识形态的中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成为中国人理想的人生观。修身即把个人与家国天下关联起来进行思考和实践，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在于形成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合好之家。进而入仕治国，用仁义的心与行进行国家管理，忠君爱民，为政治的安定服务。进而，在处理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上，以文德服远，按礼制朝贡，即达到华夷关系的和谐。
二、文学艺术的繁荣
秦汉的文艺主要由秦汉宫苑和两汉大赋体现出来，其精神是“苞括宇宙”的时代“巨丽”。魏晋南北朝的文艺，主要由书法、园林、五言诗体现出来，其风韵是美艳玄远的个人情怀。有唐一代，文艺达到了古代的高峰，万紫千红，李诗张书吴画，杜诗韩文颜书，山水诗和水墨画，代表了三种主要的美学类型。
（一）秦汉文艺的宇宙气魄
秦汉大一统的精神，首先以宫苑建筑的形式体现出来。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空间尺度的巨大。秦在上林苑内筑朝富“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筑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闲。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
（二）六朝文艺的士人情怀
魏晋时代，被称为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时期。这里的人，实际是指士人。在时代之乱中，士人重新J恩考自身在政治、社会、宇宙中的位置。文，代表整个艺术。中国艺术中的主要门类，五言诗、书法、绘画、琴、园林，都是在这一时期表达士人的心灵的美感形式，成为具体的士人心灵和个性的艺术体现。汉末诗人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比’《古诗十九》。
三、宗教文化的形成
秦汉一统，对王朝、家族、天下的宗教结构进行了调整，基本上是以阴阳五行的内在结构，经纬的话语形式体现出来，是一个经学与神学合一的结构。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到魏晋南北朝时，呈现出自身的面貌；道教也在本土的内在需要和佛教的外来刺激下产生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对本土的神学资源进行了新的整合。佛道二教在唐代得到了辉煌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秦汉的家国宗教
秦汉一统，在对原有天帝、祖先神、星辰神、山川神，以及生活中多样神灵的现实尊重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整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由秦开始由汉继承的宗教中心（秦皇的雍和汉武的雍、云阳、汾阴）与政治中心（咸阳和长安）分离的状况，在元帝到平帝时期发生变化，二者被统一到首都长安，奠定了以后历代在首都南北郊建立天地祭祀场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合二为一的格局。二是尊重朝廷祭天地、各家祭祖宗、各地拜祭具体的地方之神的格局，但又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和现实的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如雍所祭的天帝本为四方四帝，后改为东西南北中五帝；又如，云阳设有六所神祠，专门供奉少数民族神抵，其中三所与匈奴有关。据官方统计，汉武帝初年全国有各类神祠683所。可见神灵信仰是一个普遍的心理现实。三是主流思想通过经、纬、i的结构来调控和组织神灵思想。经，是理险化的儒家经典；纬，是用神灵观念来解释经，把二者调和起来；是在天命信仰氛围里对未知现象作神学性的预言。两汉经学是一个以神学（纬和）来补充经学（经），具有神学意味的经学；两汉社会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体而天地四方又充满神灵的社会，这在汉代的建筑、汉画、帛画中有丰富的体现。
（二）佛教与道教的出现和发展
两汉之际，佛教东来，最初被作为一个在中国神系框架内的西方神灵来定位。由于从迎叶摩腾与竺法兰开始的佛教僧侣的不断努力和由《四十二章经》开始的佛典翻译的陆续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本来面貌呈现出来。一是大量经典佛经的汉
（三）宗教繁荣与文化定位
佛教和道教在隋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佛教流派纷呈，如智开创的天台宗、吉藏开创的三论宗、玄类为代表的慈恩宗、道宣为代表的律宗、法顺为代表的道贤首宗、善无畏和金刚智为代表的密宗、神会和慧能为代表的禅宗。著名译经家玄类等36人，译有以《开元录》（入藏目录共收1 076部，5 048卷）为代表的多种佛经总集。道教因最高神老子与
四、礼文化的形成
秦汉一统，特别是在叔孙通汉初制礼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王朝的礼制建筑日益完善。虽然汉末魏晋有名教与自然的论争，但礼文化在南北朝的分治中也依然运行，这一礼文化的建设在唐代的《开元礼》中达到了体系的完整。
（一）两汉与礼文化思想核心的建立
礼文化的建设，秦王一统，汉承秦制加以完善。汉代礼文化的形成，体现在制度仪式上，如，与天地社翟相关的`郊礼的体系化（天道），与祖先相关的庙礼的体系化以及家礼的体系化（亲亲），与帝王威仪相关的朝廷礼仪的体系化（尊尊）。但正如秦汉的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的分离，历经多代才回到与古代文献所讲的古代相合的二者的统一上来，秦汉的礼学结构，从《汉书》《后汉书》关于礼乐、郊祀、礼仪、祭祀诸篇可知，与文献上所讲的周礼的五礼结构不同，到东汉末年才回到五礼结构上来。对两汉来说，礼文化的成就主要是体现在思想建设上，这就是董仲舒的爆爵秋繁露·基义》、班固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在继承孔子等先秦儒家的“三正、三顺”①的话语的基础上结合汉代的大一统，提出的三纲五常理论。
三纲即在文化最重要的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上确立尊卑等级关系，《礼纬·含文嘉》第一次将之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在极书·董仲舒传》和《白虎通义。性情》中被明确地表述为：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礼文化的基本观念。三纲，第一，强调家国同构；第二，强调家国同构的主体关系，班固所讲的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是三纲的同质性扩大。五常是处理三纲六纪的伦理心理和礼仪法则。一方面，三纲有了五常，在等级性的尊尊上加上了亲情型的心理；另一方面，五常支持三纲，亲情又被纳入了礼法的威严之中。从礼文化的角度来讲五常，礼是核心，仁要求对礼所规定的要发自内心的亲情之爱；义是为守礼而自为克制乃至牺牲，而对他人的不守礼予以打击；信是对礼的信仰和诚信；智是用智慧的方式去对待和维护礼。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文化，对家国同构的大一统，进行了思想、伦理、制度上的规范，成为两千年来制度儒学的主体。
（二）名教与自然
汉代确立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文化，立志于将之“教化”于天爪“教化”成为汉代的关键词。教化的核心在于正名，即在君臣、父子、夫女以及由之而扩展来的一切社会关系中进行正名分，定尊卑。即以名为教，因而汉末魏晋称之为名巍“名教”成为汉末两晋南北朝的关键词。汉末乱世，纲常瓦解，经学失势而玄学兴起，在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之中，作为思想主流的玄学，开始了对礼文化本身的哲学
五、中外文化的激荡与交流
秦汉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之中进行的。丰富的交流，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对世界史的演进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和世界都在这一丰富的交流中取得了巨大的收获。
（一）夷夏五方天下观的理论与现实
中国文化在先秦形成了夷夏五方的天下观，然而在现实中，北方塞外之“夷”，却有与东、西、南三方之夷不同的特性。从秦汉时代起，中原王朝就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是北方的强胡，二是复杂的西域。先讲北方强胡。在华夏的北面，地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文化（长城）形成的边界是一条基本线，把北方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农耕文化区分开来。化兴起之前，由西域而来的奇观，以及后来由海上丝路而来的奇观，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在夷夏五方天下观的框架中呈现的。然而，两汉的通西域，却因西域后面的本身的丰富，带出了中国与世界第一次大交流。
（二）中外交流：物质与技术
两汉时期，西汉王朝在西域击败匈奴，设立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时，陆上丝路己有南北两道及若干支道，可南去身毒（印度），西去安息（伊朗高原），西北去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魏晋南北朝，丝路的陆上路线又有增加，如新辟的北新道和河南道。隋代《西域图记》描述了陆上丝路北、中、南三条主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中国的海上丝路也自汉代就开始出现。
（三）中外交流：思想与文化
中外思想交流，从汉到唐，以佛教的东来为主流；但世界的其他宗教，如景教、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也己进入中国，特别是给大唐盛世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思想火花。袄教（在汉文献上称为袄教、拜火教、波斯教），是产生于波斯的著名宗教琐罗亚斯特教传到粟特之后的变体。至晚在西晋时期（公元3世纪末）传入中土，其存在与活动情况在《晋书》概书》《隋书》中皆有记载，北朝专设过管理袄教的机构，唐代正式给此教用汉字命名为“袄”。长安城中有袄祠五处，洛阳至少有三处，敦煌、武威、张掖、太原、恒州、定州、营地等有袄教的活动。景教即基督教东方教派的聂斯脱利教，于贞观九年（635年）正始传入，由朝廷资助在长安建景寺，后在诸州各置景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考之于唐代文献，关内、陇右、剑南、河南、岭南五道确有景寺或教徒活动。摩尼教是产生于波斯境内的宗教，在波斯的萨珊王朝被禁之后却在东西方广为传播。其经典有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各种文字本。摩尼教在唐武则天时代传入，后因信仰摩尼教的回鹊平定安史乱有功而使该教在中土进一步发展，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为之在长安设寺，赐额“大云光明”，后又设大云光明寺于荆、扬、洪、越诸州，宪宗元和元年（807年）在洛阳、太原等地设寺。
在当时的世界，中国的天下观是一个最具世界先进意义的天下观，正是在这一天下观中，汉唐盛世，开创了中外交流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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