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文化发动之后,白话文开始为中国的变革做好准备。为白话文的变革做准备的就是新诗,可以说,新诗是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新诗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没有新诗的尝试,就没有其他一切白话文体的出现。没有一切白话文体的出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等等的变革不知道又是什么样子。
新诗既然说到“新”字,那必然与旧体诗有区别。这种区别在三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新就新在有目共睹的形式上,以白话行文,自由排行,与传统诗词的格律做了彻底的决裂。可以说,新诗的出现,既是中国诗歌的形式变革问题,也是一个关于诗歌观念与创新的问题。纵观90年的新诗创作,虽然借鉴了西方自由体的形式的新诗,但在写作技巧与内容上来说,中国古体诗始终是影响着新诗的创作。比如技巧上赋比兴、内涵的意境都有所传承。早期的新诗音律上也是有传承的,只不过早期的新诗的创作先锋们的主张是: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刘半农就是这种主张的新诗理论家之一。戴望舒的《雨巷》就是实践这种理论的最佳新诗之一。而后的几十年直到今日,新诗的创作者们却淡忘了新诗的音韵,这也是今天的诗歌穷途末路的原因之一。
借鉴西方的自由体与传统的古体诗的内涵都是我们新诗不可缺少的'血液。然而,如今的创作并非如此。许多诗歌创作者只知道诗歌的自由创作,随心所欲,在技巧上与内容上不予重视,写出来的新诗要么浅显直白,了无诗意。要么做出来的诗,深奥的无人能读懂,甚至成了佛家俚语。我想,这两方面的弊病可能成为今天的诗歌穷途末路的另一原因。
先谈谈浅显直白的新诗,新文化开始,胡适主张的是“作诗如作文”要求文言一致,话怎么说,诗便怎么写。胡适当时的主张是没有错的。要想从古体诗转变成白话诗,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可以说相当于专制的封建帝王向民主的政体转变那样不容易。最初的白话诗跟最初的民主政体一样是很稚嫩,我们可以能理解的。可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创作实践,还依然保持当初的幼稚,读者是不能接受的。语言松散直白,结构的残缺,没有诗歌的节奏与音律的新诗,让读者似在读文章,而又没有文章的缜密逻辑。这必然遭到读者的唾弃。
浅显的新诗毕竟还能让读者读的懂,可是,那些深奥的的新诗就不一样了,读者甚至看了半天,还未必知道其中的一句半语是什么意思。大量的隐喻,通感,象征。从头到尾的抽象,玄思。可能只有作者自己为这样的新诗感动着,读者可能云里雾里摸不着北。其实这些深奥的诗歌都应该归到象征诗派里的。从心理学解读象征,象征就是一种独特的思维联想,而且这种联想是大多数人都共同感受的。比如用红旗象征新中国,我们读者都知道的。如果你用红旗象征死亡,可能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再说通感技巧,通感其实是人的各个感官的感觉的内在联系,比如红色我们可以感觉到热,眼睛的色觉联系到躯体的温觉。再如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田田的荷叶,田田本是名词,而用在形容词时,我们感觉到荷叶一块一块的排列。这是就是视觉上由一个物体联系到另一物体的感觉。大量的乱用象征与通感,往往让读者不知所云。如若再加上整篇的抽象玄思,可能很难让读者读懂了。
新诗兴起时可谓壮烈,出现大量的有名诗人,也出现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时至今日,新诗却日薄西山,穷途末路,这值得爱好诗歌的作者与读者思考了。如今,新诗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困惑了?我个人总结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诗并非是随便就能写就的。写新诗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大多数新诗创作者们,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大量写作,不重视新诗写作的技巧。没有内容,没有感情,没有主题,用华丽的辞藻拼凑几行便是新诗,读之浅显,没有诗意,也无诗韵。第二,多数作者偏好象征派写作,而又不得象征派诗歌的要领。通篇滥用大量的隐喻,象征。抽象的概念与高深的玄思,再用之晦涩的文字,使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第三,新诗不仅仅写个人的生活与情感,更重要的是写社会,写时事。文以载道,诗亦使然。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之代表自己,读者不是为了读懂你的生活与情感而读诗歌的。所有写自己的诗歌,即使写的最好,也不会传唱很久。第四,新诗的形式虽然从西方借鉴来的,但内涵永远只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新诗的内容还要传承古体诗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的读者所接受。一味西方形式,西方语言,西方思维内涵,给人的感觉是西施效颦,矫揉造作。
读了几篇江凤鸣的《解读现代诗》有感而发,鄙人知识浅薄,支支吾吾的道出一些难成文的见解,敬请读者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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