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程玮介绍，在德国有一个传统，一个人在过了18岁生日以后，要独自出门旅行一次。要争取用最少的钱走最多的地方，并且在外面尽可能待很长的时间，以便认识世界，体验人生，学会独自生存的本领。有句话把这样的旅行概括得很形象：出门时是个孩子，回来就是成人了。这是人生的第一次冒险。多少年以后，每个德国成年人都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向自己的女朋友，向自己的孩子讲述第一次独自旅行的故事:花了如何少的钱，走了如何多的路,受到了什么人的帮助，受了什么人的欺骗。这是可以一生一世讲述的故事。这也是可以在家族里世代相传的故事。如果一个孩子出门没几天就往回走，这将成为他和他父母终身的耻辱。
看到这里，我估计许多中国的父母都会生出一些感慨，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忍心或干脆说不敢这样做。甭说18岁就是28岁也不太可能这样做，所以，中国盛行啃老族，盛产30岁的儿童。实际上，如我在写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时表达的一个想法，绝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行，而是中国的教育有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程玮又是怎么做的呢？她坦率地说：
转眼到了我的儿子徐果第一次单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按常规给了他很少的钱。我没有过问他的旅行线路，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千万不要因为没有钱而中途返回。临到他出门时，我忍不住说，你真需要钱时，就用卡取吧，不要太节约。话刚说完，我心里就后悔得要死。原来我不由自主又堕落到了中国家庭妇女的境界。不要太节约，难道要让他当败家子才舒坦？爱孩子的最高境界，是一到孩子成人，就把那爱深深地藏起来。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成年人，他要走向世界。他会经受困苦，他会经受磨难，他还要养家糊口，那是他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注定不能守护他一辈子，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放手。
这就是成长中的中国母亲的典型心态，一个在东西方之间行走的教育困惑。程玮的这段描述让我想起了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话教育孩子的实质是改变自己，对于今天的父母来说，这句话实在是值得回味再三。
关于如何与孩子交谈，程玮写了极为精彩的《母子私语》一节，请看她与儿子的一段对话：儿子6岁的时候对我说，妈妈，我长大了要跟你结婚。
我知道他们的老师在给他们进行家庭概念的教育。但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感动。我说，儿子，这不可能。因为等你长大了，我就是个老太太了。
他说，那没关系，你长得慢一点，我会长得快一点。
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子，她正在和你一起长大。到了有一天，你会碰上她。你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你。你们两人都想天天在一起玩。这个女孩子，她才是你应该跟她结婚的人。
他问，她知道我在这里住吗？我们什么时候会见面呢？
我说，她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把手指向天空，说，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会让你和她走到一起。
这个人在东方被叫做月老，或者是缘分。在西方被称为丘比特，或者是爱神。这是一个我们都应该对他心怀感激和敬畏，并且无条件服从的人物。
我把儿子搂在怀里，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这个女孩子，请你一定说给妈妈听，带给妈妈看，妈妈会为你高兴。你记住，凡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妈妈也一定会喜欢。儿子回答说，妈妈，我知道了。
程玮与儿子的对话为什么值得推荐？因为它是符合6岁孩子身心发展水平的，是充满母子亲情而又轻松自然的。这让人不由地想起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好的谈话效果正是如此。
在程玮的书里，诗情画意犹如秋天的果园，真知灼见则像涓涓的溪流。她回忆起儿子徐果在小学里学唱的第一首歌。她写道：
他那时候还很小，拿了一张歌谱在那里来来回回地哼哼，却让我听得思绪万千。记得我刚学德语时，老师也教我们学唱这首歌《思想是自由的》。为解释这首歌，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这是一首德国19世纪的民歌，可以说是德国人都会唱，它在德国比贝多芬的《欢乐颂》还要普及。歌词说：思想是自由的，没有谁能够阻止。它们就像夜空里漂浮过的阴影，没有人能看见，也没有人能够追踪
我过去和他一起练，一直练到他能背出歌词为止。我问他，老师跟你们解释歌的意思了吗？他很奇怪地看看我说，为什么要解释，我句句都懂啊。我想，这确实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确实不需要解释。可是每次我听这歌时，为什么总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慨和感动呢？我很高兴他学的第一首歌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我相信那也是一首好儿歌，但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歌到底想跟孩子说什么。是让孩子们不抬头看马路上的.车辆，一心一意去捡钱，还是在民警叔叔处理突发事件时，死活去把捡到的鸡毛蒜皮交给人家。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在马路边捡到过一分钱，就是捡到了我也决不小题大作去交给警察。我觉得除了这种道貌岸然的道德说教外，还有更重要的道理要教给白纸一样单纯的孩子。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是当代中国广为流行的一首儿童歌曲，人们似乎只是对天真童年会心一笑而并未产生什么疑议，程玮却在中德教育比较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实，德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严谨或刻板，他们教育孩子自然也是具体细致的，比如不闯红灯、做事有计划等等，但他们更重视给孩子自由，因为有自由才有成长，有成长才有创新。中国的儿童教育有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可是的确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如过于强调社会本位而忽视儿童本位，过于强调听话而抑制个性，过于强调遵守规范而较少给予自由的鼓励，其结果必然造成孩子成长的致命伤。
儿童的自由需要宽松的成长环境。与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态不同，德国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很简单。德国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一生应该做到三件事：生一个儿子，盖一座房子，种一棵树。程玮把它理解为，一个男人一生中要为自己做一件事：生一个儿子，把他的生命延续下去。为家庭做一件事：建一座房子，让妻子儿女有个遮风避雨的港湾。为世界做一件事：种一棵树，给地球留下一片绿荫。
程玮说，德国是个非常务实的国家，把男人的成功定义得这么清楚，这么具体，反倒让德国的父母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他们不会逼孩子悬梁刺股地去念书，也不会砸锅卖铁，牺牲自己的一切供孩子去上大学。他们实实在在，因人而宜，量力而行。不强迫自己，更不强迫孩子。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把成功的标尺定得那么高呢，这实在让父母和孩子都苦不堪言。
《风中私语》是程玮旅德15年的童话。我相信她的眼睛和善良，相信本书可以让中国孩子看到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可以让中国父母感悟到教育的真谛。我们大都对德国产品的质量抱有信任感，毫无疑问，产品的质量取决于人才，而人才取决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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