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由唐人赵蕤著，原名《长短经》，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纪晓岚编撰的《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说：“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小编带来的反经·利害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
孙子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又曰：“杂于利而务可伸，杂于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
汉将韩信攻赵，赵盛兵井陉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音蔽)而望见赵军。诫之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信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我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行出，倍水阵。赵军望见，大笑之。(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士也。动莫神于不意，胜莫大于不识。”使赵军识韩信之势，安得败哉?故笑之而败也。)
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与张耳弃旗鼓，走水上。水上军开壁入之，复疾战。赵空壁争汉旗鼓，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帜，立汉赤帜两千。赵军不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太公曰：“夫两阵之间，出俾阵矣。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此之谓矣。)，以为汉皆已得赵主将矣，遂乱，遁走，赵将虽击斩之，不能禁也(孙子曰：“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夫众心已乱，虽有良将，亦不能为之计矣。)。于是汉兵夹击，大破之，斩成安君泜水上，擒赵王歇。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中，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夫处死地者，谓力均势敌，以死地取胜可也。若以至弱当至强，投弱兵于死地，自贻陷矣。故孙膑曰：“兵恐，不可救。”又《经》曰：“大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是知死地之机，必用大众矣。)?且信非得素抚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曰：“善。非所及也。”
(孙子曰：“兵甚陷则不惧，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投之无往者，诸将之勇也。此之谓矣。)
魏太祖征张绣，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曰：“不可追也。”绣不从，果败而还。诩谓绣曰：“促更追之，战必胜。”绣收散卒，赴追太祖，战果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退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验也。”诩曰：“此易知耳。军势百途，事不一也。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魏军新退，曹公必自断其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还，必国内有故也。既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也。故虽用败兵而胜也。”绣乃服其能。
此利害之变，故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杂于害而患可解。”此之谓也。
文言文翻译:
孙子说：“让士卒陷入‘不疾战则亡’的‘死地’然后可以得生;把士卒投入危亡之地，然后可以保存。”又说：“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
为什么这样说呢?
汉朝大将韩信攻打赵国，赵国在井陉口列兵。韩信于是率军在距离井陉口三十里的地方，停止前进，安营住下。到了半夜，下达命令，准备出发。
韩信选拔了两千名轻装骑兵，让他们每人手持一面红旗，从小道上山，隐蔽在山中，窥望赵军。他告诫说：“赵军望见我军逃走，一定会全军出营追赶，这时，你们就迅速扑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把我军的红旗插上。”
他又让他的副将给战士们送去干粮，并说：“今天打败赵军后开饭。”各部将领都不相信会这么容易就取得胜利，嘴上却答应说：“好。”韩信又对军吏说：“赵军已经抢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并筑起了壁垒。他们在没有望见我军主帅的大旗和听到我军主帅的鼓声的时候，是不肯攻击我军的先头部队的，他们怕我军行进到险阻的地方就向后撤退。”韩信让一万战士先头开拔，背着河水列阵。赵军望见，大笑起来[姜太公说：“智慧与众人一样，不能做别人的老师;技艺与大众一样，不能做国家级的大师。最神奇的行动是出人意料，最伟大的胜利是让人难以识破。”如果让赵军识破韩信的计谋，赵军哪会失败?所以赵军嘲笑韩信，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到天明之后，韩信树起汉军主帅的旗帜，击起了主帅的战鼓，率领大军出了井陉口，赵军这才打开营门，出来攻击。双方恶战了很久。这时，韩信与张耳故意扔掉了军旗和战鼓，向背河列阵的汉军逃去。背河列阵的汉军打开营门，把韩、张放了进去。双方又开始了激战。赵军见韩信退逃，果然全营出动，争着抢夺汉军的战鼓和军旗，争着追赶韩信与张耳。韩、张已经进入背河扎营的阵地，汉军官军，人人拼死冲杀，不可战胜。韩信事先派出去的两千名骑兵，乘赵军全体出动争功夺利的时候，迅速攻人赵军留下的空营，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树立起两千面汉军的红旗。赵军不能抓住韩信等人，就想退回自己的营中，可近前一看，营垒上插得都是汉军的红旗，十分惊恐[姜太公说：两阵之间，出现了“俾阵”，放纵士卒四处乱行，出现了“变”的阵势]，认为汉军已经把赵王及其身边的将领都活捉了。于是赵军大乱，纷纷逃窜。赵军的将官虽然斩了几个，也不能约束[孙子说：“以自己的平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军心已经混乱，即使有良将，也不会有办法]。汉军两路夹攻，大败赵军，在泜水河边斩杀成安君，活捉赵王赵歇。
各部将领呈示俘虏，都前来祝贺胜利，于是问韩信：“按兵法上说，陈兵列阵要右背山陵，前离水泽。现在将军反而命令我们背水列阵，还说等战胜赵军后开饭，我们心里当时都不信服。然而却胜利了，这是使用的什么战术啊?”韩信说：“这种战术兵法上也讲过，只是各位不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处在‘死地’中作战，是指双方力均势敌，将士卒置于‘死地’的一方就可以取胜。如果把特别弱的当成特别强的，把弱兵投向“死地’，那是自找失败。所以孙子说：“士兵恐惧是难以救助的。”《经》上也说：“把大众放在地形险要的地方，然后才能决定胜败’。因此知道，使用‘死地’的战术，必须要使用大众。”
况且我不是能平素做安抚工作的士大夫，能‘驱市人而战’，使人人各自为战。现在如果把士卒投放在可以逃生的地方，遇到死亡的威胁，就会都逃走。
我还能指挥使用他们吗?”各位将领说：“实在高明。我们是难以赶上的。”
孙子说：部队陷入“不战则亡”的境地，就不恐惧了。因为迫不得已，只能苦斗。所以，这样的军队不用整治就加强戒备，不用要求就能完成任务，不用约束就能亲近相助，不用申令就能信守纪律。把他们投放不战就不能返回的绝境作战，需要将领有超凡的勇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魏太祖曹操征伐张绣，不多时便领兵撤退。张绣去追击，贾诩说：“不能去追击。”张绣不听，果然失败回来。贾诩说：“赶快再去追击，这次肯定能取胜。”张绣于是集合起散乱的士卒，再次去追击曹操，果然取胜了。
胜利归来后张绣问贾诩：“第一次我用精兵追击曹操的退军，而您却说一定要失败。我撤退回来，第二次又以失败的士卒追击胜兵，您却说一定能取胜。
两次的结果都象您说的那样，为什么两次都不合常理，却都应验了呢?”贾诩说：“这个容易解释。军事形势纷坛，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将军虽然善于用兵打仗，但不是曹操的对手。魏军刚刚撤退，曹操一定守在部队后面。你的追兵虽然精锐，但为将的既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对方的士卒何况也非常精锐，因此知道你一定会失败。曹操进攻你的时候并无失策，但还没有全力进攻就撤退了，一定是因为曹操后方出现了问题。曹操既己打败了你，一定会轻军快进，留下大将守在后面。留在后面的将领虽然勇敢，但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即使用失败之兵追击也能取胜。”张绣因此佩服贾诩的才能。
这就是利与害的相互转化。所以让士卒陷于“不战则亡”的“死地”，然后可以得生;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简介
《反经》是一本实用性韬略奇书，由唐代赵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历史为论证素材，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是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反经》由唐人赵蕤著，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原名《长短经》，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
书籍提要
唐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唐书·艺文志》亦载：“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与光宪所纪略同。惟书名作《长短要术》为少异。盖一书二名也。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志》与晁公武《读书志》卷数并同。今久无刊本。
王土祯《居易录》记徐乾学尝得宋椠于临清。此本前有“傅是楼”一印，又有“健庵收藏图书”一印，后有“乾学”一印。每卷之未皆题“杭州净戒院新印”七字。犹南宋旧刻，盖即士祯所言之本。然仅存九卷。未有洪武西已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疑书贾伪托。）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然勘验所存，实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传写之误也。第一卷八篇，题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题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则有子目而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题曰“霸纪上”；第五卷一篇，论七雄之事，题曰“霸纪中”；第六卷一篇，论三国之事，亦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霸纪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题曰“权议”；第八卷十九篇，题曰“杂说”；第九卷二十四篇，题曰“兵权”。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则今不可考。篇中注文颇详，多引古书。盖即蕤所自作。注首或标以“议曰”二字，或亦不标。体例不一，亦未详其故也。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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