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百战奇略·第九卷·人战的原文及翻译，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原文
凡战，所谓人者，推人士而破妖祥也。行军之际，或枭集牙旗，或杯酒变血，或麾杆毁折，唯主将决之。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法曰：「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唐武德六年，辅公佑反，诏赵郡王李孝恭等讨之。将发，与将士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自若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毋疑，此乃公佑授首之征也。」遂饮而尽之，众心为安。先是，贼将拒险邀战，孝恭坚壁不出，以奇兵绝其粮道。贼饥，夜薄李营，孝恭坚卧不动。明日，以羸兵扣贼营挑战，别选骑裨以待。俄而羸兵却，贼追北且嚣，遇祖尚，薄战，遂败。赵郡王乘胜破其别阵，辅公佑穷走，追骑生擒之〔，江南悉平〕。
译文
大凡战争中所说的“人战”，是指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而破除各种影响士气的迷信邪说的问题。在出兵征战的过程中，或是遇到恶鸟群集主帅旗竿上，或呈出现杯中酒变成血红色，或是发生指挥旗竿突然折断等怪异现象时，唯有主将及时作出正确决断，才能稳定军心士气。倘若所进行的战争，是以正义攻讨叛逆，以正直征伐邪曲，以贤能进击愚顽，都应坚信必胜无疑。诚如兵法所说：“要禁绝迷信，消除疑惑，部队才能至死不会逃跑。”
唐朝武德六年，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辅公祏据丹阳举兵反唐，高祖李渊诏命赵郡王李孝恭等人率军讨伐他。唐军进发前，孝恭与将吏聚集一堂共进饮筵，当他命人取来一杯水酒欲饮之时，杯中白酒突然变成血红色，在座的诸位将领见此无不惊惧失色，但孝恭举止却坦然自若。他慢慢举起酒杯对大家解释说：“祸福本无门径可入，唯有人们自己召来。大家不要犯疑惑，诸位请看，这杯中的血色正是辅公祏将要被杀头的征兆啊！”说完，一饮而尽，众人仰视，惊惧不安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两军对阵后，辅公祏军先是企图凭据险要地形诱使唐军来战而截击之，孝恭却令唐军坚守壁垒而不主动出战，但在同时，他暗中派出奇兵切断了辅军的运粮道路，致使其在陷入缺粮挨饿的情况下，又乘夜进迫李孝恭，孝恭仍然安卧营中不动。第二天，李孝恭派出一些老弱残兵前往敌营挑战，另选精锐骑兵由卢祖尚率领列阵以等待敌人来攻。不一会，孝恭所派的老弱残兵退却下来，辅军紧追不舍，气焰异常嚣张，与卢祖尚骑阵相遭遇，被唐军打得大败。这时，李孝恭乘胜挥军攻破辅军其余阵地，公祏穷蹙不支而逃，唐军骑兵尾随追击，活捉了辅公祏，江南完全被平定。
点评鉴赏
以建“明万曆二十七年（1599年），骠骑将军王鸣鹤认为：该书“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②。崇祯间邹复认为：“以此书教战于昔人，用兵之妙思过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虽以百战而百胜可也”③。清鹹丰间满人麟桂认为：是书“启发神智，或不无所补”④，等等。从明、清诸多论兵者的这些赞语中，可以明显看出，该书在我国兵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综观全书，我们认为，《百战奇略》有如下几大特点：
第一、是在北宋神宗朝颁定《武经七书》为武学必读课本之后，产生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兵学专着；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对某些问题有一定发展。这是《百战奇略》一书的特点之一。明人李赞在《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王鸣鹤在其《登坛必究·辑百战说》中指出：《百战奇略》各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间”；邹复在《百战胜法小引》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自《计战》以至《忘战》，凡有百篇，俱自《武经七书》中流出”。从以上所引兵家的评语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百战奇略》与《武经七书》，特别是与《孙子兵法》的渊源关係。该书所援引的百条古代兵法（即“法曰”引文），有八十七条出自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而其中引自《武经七书》之首《孙子兵法》的达六十条之多，占全书所引古代兵法总条数的百分之六十，占所引《武经七书》条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可见，说《百战奇略》“以《孙子》为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百战奇略》“以《孙子》为经”的着述目的在于讲解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兵家经典，并且恰是通过“解经”而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但是，《百战奇略》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以《孙子》为经”而继承了孙子思想，而且更在于它对孙子思想还有某些发展。例如，关于速战速决和持久防御的作战原则问题。《百战奇略》认为，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胜利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对来犯之敌，要採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战；但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胜利无把握的情况下，则应采争持久疲敌的防御战。这种能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不同情况採取不同作战原则的指导思想，比孙子单纯强调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速胜论主张，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个发展。又如，在对待围困敌人的问题上，孙子主张“围师必阙”（《孙子兵法·军争篇》）。但在什幺情况下，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孙子并没有作具体阐述。因此，既然强调“必阙”，就意味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包围敌人都必须留有缺口。这种绝对化的主张，容易导致战争指导上的形上学，因而实践上极易贻误战机以至遭受挫败。但《百战奇略》所主张的“围其四面，须开一角”（《围战》），是指在攻城作战条件下所应採取的指导原则。这与孙子“围师必阙”的涵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古代攻城技术装备落后，特别是在没有或缺少攻城火器的条件下，单凭雄厚的兵力使用刀枪戈矛箭戟对固守坚城的敌人实施强攻硬打，往往伤亡大而奏效小。如果採取虚留缺口“以示生路”，就能诱使敌人脱离坚城固垒，从而造成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这样，既可破敌之军，又能拔敌之城。再如，关于进攻作战中追击败敌问题。孙子主张“归师勿遏”、“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而《百战奇略》则主张，对于企图保存实力，“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逐战》）的敌人，不要匆忙追击，“宜整兵缓追”，以防中“奇”上当。但对确属溃败之敌，则应“纵兵追击”，务求歼灭。这种区别不同情况，採取不同作战指导的思想，比孙子的片面主张，是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战争实践的需要。
第二、《百战奇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而且蒐集和存录了大量古代战争战例资料。这是《百战奇略》一书的又一特点。它蒐集了自春秋迄五代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最早的战例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期的楚绞之战，最晚的战例是公元945年五代末期的后晋与契丹的阳城之战）间散见于二十一种史籍的各种类型的战（事）例百例。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特点鲜明的战（事）例有：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楚宋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国晏婴折冲樽俎挫败晋国战争图谋事，越吴笠泽之战；战国时期的齐魏马陵之战，燕齐即墨之战，赵奢救韩破秦之战，秦灭楚之战；秦末项羽进攻秦军的巨鹿之战，刘邦进攻秦军的峣关之战；西汉时期的韩信灭赵、攻齐之战，卫青抗击匈奴入侵之战，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叛乱之战，赵充国平定先零之战；东汉时期的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张步之战，吴汉击灭割据势力公孙述之战，袁、曹官渡之战，曹操攻打乌桓之战，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孙权与曹操争夺合肥之战，吕蒙袭取荆州之战；三国时期的魏将司马懿击灭孟达的上庸之战、平定公孙渊的辽东之战，蜀相诸葛亮五攻曹魏之战，魏灭蜀之战；西晋灭吴之战，晋将刘琨进攻石勒之战；李靖反击突厥之战，唐中宗时张仁愿反击突厥收复漠南之战，宪宗时李愬雪夜奇袭蔡州之战；五代时期的晋（后唐前身）与后梁争夺河北的柏乡、魏州之战，后晋与契丹的阳城之战，等等。《百战奇略》所蒐集和存录的百个战（事）例，一般都有战争发生的时间和资料来源，这为后人检索战争战例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极大方便。
第三、《百战奇略》列举了军事斗争领域里存在的大量对立统一关係，分篇立论，对比分析，说明相反相成的道理，充满辩证思想，是一部系统全面阐释古代军事範畴的重要着作。这是《百战奇略》一书最鲜明突出的特点。书中所列百战，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各篇之间，并非孤立不连，而是正反成对有其内在联繫。由于《百战奇略》已经意识到军事上的许多矛盾现象都是相反相成的，因而能从强与弱、众与寡、虚与实、进与退、攻与守、胜与败、安与危、奇与正、分与合、爱与威、赏与罚、主与客、劳与佚、缓与速、利与害、轻与重、生与死、饥与饱、远与近、整与乱、难与易等正反两方面，提出在不同情况下，要採取不同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人们以辩证的观点分析研究战争，避免主观指导上的形上学和片面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从战争千变万化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只经触及到矛盾的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这是《百战奇略》一书最为可贵的地方。例如，它在对“胜与败”这对矛盾现象的对比分析中，已经认识到胜利中潜藏着失败的种子，失败中包含有胜利的因素，胜与败将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性。它认为，打了胜仗之后“不可骄惰，当日夜严备以待之”（《胜战》），如果“恃己胜而放佚”（《佚战》），就会反胜为败。它特彆强调指出，在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不可麻痹大意，对于来降之敌，“必要察其真伪，远明斥堠，日夜设备，不可怠忽，严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则胜；不然则败”（《降战》）。可见，《百战奇略》已经认识到，“骄惰”、“放佚”、“怠忽”，就是由胜转败的条件。它认为，在打了败仗以后，不可畏怯气馁，只要能“思害中之利”（《败战》），认真接受教训，切实做到“整励器械，激扬士卒”（《败战》），养精蓄锐，“待其可用而使之”（《养战》），并且正确实施作战指导，选择有利战机，“候彼懈怠而击之”（《败战》），就能转败为胜。可见，《百战奇略》已经认识到，转败为胜的条件，就是接受教训，认真备战和正确的作战指导。《百战奇略》认为，“众与寡”这对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相互转化的。它指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作战，只要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採取“设虚形以分其势”（《形战》）的“示形惑敌”战法，就可以使敌人分兵处处防我，“敌势既分，其兵必寡”（《形战》），而我集中兵力打敌一部，在战役战斗上处于“以众击寡”（《形战》）的有利态势，就可以各个歼灭敌人。可见，《百战奇略》已经认识到，实施正确的主观指导，乃是实现“敌众我寡”向“敌寡我众”转化的根本条件。《百战奇略》在“众与寡”这对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包含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通过主观努力，创造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又如，在对“生与死”这对矛盾的分析中，《百战奇略》认为，对敌作战中，如果“临阵畏怯，欲要生，反为所杀。”（《生战》）意思是说，作战中如果贪生怕死，就有失败被杀的危险。反之，如果能够“绝去其生虑，则必胜”（《死战》）。意思是说，作战中如果抱定必死决心而战，就一定能获得胜利而生存。可见，《百战奇略》已经认识到，生与死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相互转化的。贪生怕死，是由生存向死亡转化的条件；而英勇奋战，则是由死亡向生存转化的条件。所以，《百战奇略》援引《吴子·治兵》说：“幸生则死”（《生战》），“必死则生”（《死战》）。这无疑是符合辩证观点的正确结论。总之，《百战奇略》已经较好地意识到军事斗争领域中一切矛盾的双方，不但相互依存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将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对立面方向转化。此种辩证地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百战奇略》在着述方式和语言运用上，也是有其鲜明特点的。明人李赞在《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中指出：“百法若传，每法既具所以，复引古将帅所行之有合者证之”。这大体上概括了《百战奇略》一书着述方式上的主要特点。该书按照古代作战双方的各方面情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地理的、气象的情况，等等），分为百战，各以单音词（计、谋、间、选、等等）设条立目；每战既以古代兵法为依据阐明兵机方略，又以古代适当战例事例加以印证；各战既相对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成正反对比，论史结合、辩证分析地论述了攻取战胜之道。此种论兵的编纂体例和着述方式，诚为后人研究兵学和着书立说之鉴。《百战奇略》在语言文字运用上的最大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就是：词简义赅，通俗易懂。像《百战奇略》那样运用几近白话体论兵着述的古代兵书，在宋以前是不多见的。因此，《百战奇略》一书的产生，不仅开创了古代兵学运用通俗语言文字着书立说的先例，而且为进一步传播和弘扬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之际，《百战奇略》之所以被兵家一再刊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它通俗易懂，好学好记。
价值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百战奇略》作为一部专门以阐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要特色的古代军事论着，无疑应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价值主要有二：
一是它的思想价值。《百战奇略》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典兵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曆代战争实践经验所综述和总结的内容丰富的军事原则，它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研究战争的思想方法，不仅对宋以后军事思想的套用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其指导原则，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它的学术价值。《百战奇略》一书所採用的以单音词设条立目的编纂体例，以古代兵法为立论依据、以古代战例为论证事例的论史结合、正反对比的着述方式，从现存古代兵书情况看是最早的，因而，它在我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起着发凡启例的重要作用。
作品简介
只要所进行的是“以顺讨逆，以直伐曲”的战争，都要坚定不移地去战斗。本篇这里所说的“以顺讨逆，以直伐曲”，实际是讲战争的性质问题。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认识标准的。尽管本篇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战争性质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在继承前代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明确赋予战争以“顺”与“逆”、“直”与“曲”，即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别，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解析
本篇以《人战》为题，旨在阐述战争中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正义而战的问题。它认为，所谓“人战”，就是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破除迷信邪说以坚定部队斗志的问题。出师过程中，凡遇各种怪异现象，都要主将给予妥善解决，以保持部队高度稳定。只要所进行的是“以顺讨逆，以直伐曲”的战争，都要坚定不移地去战斗。本篇这里所说的“以顺讨逆，以直伐曲”，实际是讲战争的性质问题。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认识标准的。尽管本篇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战争性质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在继承前代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明确赋予战争以“顺”与“逆”、“直”与“曲”，即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别，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唐武德六年（公元６２３年）八月，赵郡王李孝恭奉命进讨据守丹阳称帝反唐的辅公祏，行前在与诸将饮筵席上，出乎意料地发现杯中酒呈红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怪异现象，满座皆惊惑不解，认为这对出师不吉利。唯独主帅李孝恭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对此种怪异现象，孝恭从容不迫地解释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祏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后征。”（见《旧唐书·李孝恭传》，下同）孝恭一席鞭辟入里的话语，不禁使诸将狐疑顿释，情绪安定下来。作为唐军主帅的李孝恭在突遇某种变异现象时，不但自己不惊惑、不迷信，而且还能及时令人信服地予以解惑释疑，从而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这无疑是确保尔后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当然，唐军此战的胜利，更主要原因还在于李孝恭能够从实际出发，实施恰到好处的作战指导。
首先，当对方来攻之时，他采取了“坚壁不与斗”的方针，使自己处于以逸待劳的态势；
其次，他“使奇兵断其粮道”，陷对方于饥疲状态；
第三，又“使羸兵扣贼垒挑之”（见《新唐书·李孝恭传》），诱使对方陷入唐军精骑包围之中，结果，一战大败辅公祏军。公祏穷蹙不支，弃丹阳东走，孝恭急命骑将追击，至武康而活捉辅公祏，“江南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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