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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清）李渔
花之最先者梅，果之最先者樱桃。若以次序定尊卑，则梅当王于花，樱桃王于果，犹瓜之 最先者曰王瓜，于义理未尝不合，奈何别置品题，使后来居上！首出者不得为圣人，则辟苹昧（混沌）致文明者，谁之力欤？虽然，以梅冠群芳，料舆情必协；但以樱桃冠群果，吾恐主持公道者，又不免为荔枝号屈矣。姑仍旧贯，以免抵牾。
种梅之法，亦备群书，无庸置吻，但言领略之法而已。花时苦寒，既有妻梅之心，当筹寝处之法。否则衾枕不备，露宿为难，乘兴而来者，无不尽兴而返，即求为驴背浩然，不数得也。
观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带帐房，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其中多设炉炭，既可致温，复备暖酒之用。此一法也。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此屏不止观梅，是花皆然，可备终岁之用。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花间竖一旗帜，不论何花，概以总名曰“缩地花”。此一法也。若家居所植者，近在身畔，远亦不出眼前，是花能就人，无俟人为蜂蝶矣。
然而爱梅之人，缺陷有二：凡到梅开之时，人之好恶不齐，天之功过亦不等，风送香来，香来而寒亦至，令人开户不得，闭户不得，是可爱者风，而可憎者亦风也；雪助花妍，雪冻而花亦冻，令人去之不可，留之不可，是有功者雪，有过者亦雪也。其有功无过，可爱而不可憎者惟日，既可养花，又堪曝背，是诚天之循吏也。使止有日而无风雪， 则无时无日不在花间，布帐纸屏皆可不设，岂非梅花之至幸，而生人之极乐也哉！然而为之天者，则甚难矣。
腊梅者，梅之别种，殆亦共姓而通谱者欤？然而有此令德，亦乐与联宗。吾又谓别有一花，当为腊梅之异姓兄弟，玫瑰是也。气味相孚，皆造浓艳之极致，殆不留余地待人者矣。人谓过犹不及，当务适中，然资性所在，一往而深，求为适中，不可得也。
（选自《闲情偶寄》）
【参考译文】
花中最先开的是梅，果中结得最早的是樱桃。如果按照次序定尊卑，梅应当做花王，樱桃应当做果王，就像瓜中最早结瓜的叫王瓜，这在道理上未尝不合，为什么（有人要）另设名目，让后来的（花果）居于梅和樱桃之前？如果世上首先出现的人不能当圣人，那么开辟混沌、达到文明，是谁的功劳呢？虽然如此，把梅作为群花之首，料想大家不会反对；但把樱桃放在群果之首，我担心所谓主持公道的人又不免替荔枝叫屈了。（这里）姑且沿袭老习惯，以免抵触。
种梅的方法，群书也说得很详细，不需再讲，只谈谈欣赏的方法吧。开花的时候，天气苦寒，既然有以梅为妻的想法，就应该筹划同它相处的办法。否则被子枕头没准备好，露宿野外是很困难的。那么乘兴而来的人，无不扫兴而归，（此时）就是要做驴背上的孟浩然，所得也不多了。
观梅的器具有二：山游的必带帐篷，让帐篷三面严实，前面空虚，样式像汤网那样，里面多设炉炭，既可取暖，又可温酒。这是一种方法。园内停驻的人，摆几扇纸屏，覆上平顶，四面设窗，全都可开可闭，花在哪边，就撑开哪边的窗。此屏不仅可以用来观梅，什么花都行，可备常年使用。挂一小匾，取名“就花居”。花间竖一面旗帜，不论什么花，一概取名“缩地花”。这是一种方法。至于居家所植的，近在身边，远也不出眼前，这是花能亲近人，不需等人来做蜂蝶亲近花了。
不过爱梅的人，有两种遗憾：凡到梅花开时，人的好恶不齐，天的功过也不等，风送香来，香来寒也来了，叫人开门不好，闭门也不好，这样一来可爱的是风，可恨的也是风；雪能助花变美，雪冻花也冻，叫人去也不好，留也不好，有功的是雪，有过的也是雪。那有功无过，可爱而不可恨的只有太阳，它既可养花，又能晒背，它确实是上天循礼守法的好官。如果只有阳光而无风雪，就能无时无日不在花间，布帐纸屏都可不设，那难道不是梅花的大幸、人生的极乐么？不过那做天的，也很为难哩！
腊梅是梅的别种，大概与梅也算得上是同姓同谱吧？不过有梅这样的美德，梅也乐于和它联宗。我看另有一花，应该称得上是腊梅的异姓兄弟，那就是玫瑰。它们气味相当，都达到浓艳的极致，几乎待人不留余地。人们说凡事过犹不及，应当追求适中，然而（事物）天性如此，一门心思，追求适中，是不可能的。
人物生平
年幼失怙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初七，李渔出生于长江出海口北岸的如皋。李渔的父亲李如松和伯父李如椿都是在如皋经营中草药的商人。李渔在《与李雨商荆州太守》书中云：“渔虽浙籍，生于雉皋，是同姓而兼桑梓者也。”
李渔自幼聪颖，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李渔母亲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学“孟母三迁”，将李渔安排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
崇祯二年（1629年），李渔父亲病逝于如皋，十九岁的李渔在如皋守孝三年。
崇祯六年（1633年），二十三岁的李渔扶父亲灵柩回原籍兰溪入祖坟。同年，娶生塘徐村（今属水亭乡）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科场失利
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成为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
崇祯十二年（1639年），李渔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原以为稳操胜券，但竟名落孙山。因科场失利，他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下满腹牢骚。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词叹功名不就。
崇祯十五年（1642年），大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
崇祯末年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大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李渔心灰意冷，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入金华，八咏楼遭灾，楼中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归隐伊园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军攻占金华，大肆屠杀。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下李村居住，并改名“谪凡”。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
李渔自誉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顺治八年（1651年），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之中，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萍寄武林
李渔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开始“卖赋以糊其口”，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清顺治十年（1653年）李渔重返阔别二十年之久的出生之地如皋，并在如皋、通州一带以诗文会友，历时九个月，写下了忆先大兄的诗文（李渔的嫡兄李茂的坟墓在如皋）。
在杭州期间，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康熙元年（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寓居金陵
清康熙元年（1662年）前后，李渔离开杭州，来到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李渔先暂居金陵闸，后来在孝侯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婉拒。
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在与李渔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八百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互赠诗词。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王士禛、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李渔居金陵期间，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老居层园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六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李渔回到兰溪故里，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六十七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
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年）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李渔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主要影响
戏曲理论
李渔在戏曲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清代的李渔绝对应该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创作不少深受观众欢迎的剧作之外，李渔还有足以名垂青史的理论巨著《闲情偶寄》。虽然《闲情偶寄》中的很多理论主张并非是他的首创，但能如此系统地将此前各种零散观点归结成前无古人的鸿篇巨制，说明李渔的确可以被称为”理论的巨人“。
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的经验，使其上升为理论。除了一些零碎的曲话，李渔的戏曲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闲情偶寄》中。
康熙十年（1671年），《笠翁秘书第一种》即《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问世，这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
《风筝误》剧照
《闲情偶寄》的《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前两部《词曲部》和《演习部》是李渔的戏曲思想理论的集中体现，其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编剧理论和演剧理论两个方面。李渔编剧理论的精华在“结构第一”中。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结构第一”的主张是李渔首次提出的。李渔在编剧技巧方面作了系统、丰富而精到的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编剧之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实为戏曲理论专著。后人曾把这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其中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
李渔在汲取前人（如王骥德《曲律》）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它比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体系早出一百年；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之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曲论语言清新，行文流畅，不落俗套，脉络清晰，体系严密，见解精辟”，摆脱了前代戏曲理论家仅对戏曲语言形式的进行研究的单一局面，其理论涉及戏曲的编导以及表演等方面，特别关注观众反映，留意舞台效果，使戏曲真正变为有别于案头文学的舞台艺术。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出两个世纪，堪称世界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导演学著作。李渔以戏曲实际的演出效果为依据，在戏曲结构和人物性格塑造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对清代乃至后世的戏曲创作和表演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如“饮馔”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李渔的饮食观与饮食美学思想，对饮食养生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堪称卓有建树的美食家。
虽然李渔的作品因为远离重大历史性和社会性主题而思想价值不高，但就文学本身就应该是适应不同接受群体的多样性而言，李渔的戏剧作品则可以视为令下层群众哲时“麻醉”于社会生活的种种痛苦的一种解脱的并且带有“人文关怀”的文学样式。而他的带有独创性的戏曲理论也多为他的这一创作宗旨而服务。李渔的构建了完整的戏剧理论体系的一些新理论建树经历了三百年的检验，对于今天的戏剧创作仍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他是无愧于“理论巨人”称号的。
李渔通过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在《闲情偶寄》中所体现的戏曲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古代观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戏曲理论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李渔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与其它艺术理论融会通，使李渔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较之前人理论，不仅在美学内涵和理论科学性上得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形成为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李渔的戏曲理论体系独具特色，为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受时代及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李渔《闲情偶寄》的戏曲理论也难免存在局限，但瑕不掩瑜，他的页献和成就运运超过其不足，值得认真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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