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及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淮南子人间训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淮南子人间训原文及翻译
【原文】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之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一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
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囤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回：“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阴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阳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
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关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节选自《淮南子·人间训》)
【翻译】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向咎犯征询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君子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行了。”晋文公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晋文公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却轻视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呢？”
（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灭亡而不能使它得到保全，国家面临危险而不能使它太平，那真的是算白白地看重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拜见魏、韩两家君王，约同他们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将要灭亡。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你们就是下一个啊。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入到我的耳中，他人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两位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暗中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报告。到了约定日期的晚上，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连忙堵水，一片慌乱。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领军队从正面出击，大败智伯的军队，杀死智伯，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
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有战胜敌人、挽救国家的`大功劳，也比不上施行忠义高贵。所以君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换来）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作品评析
《人间训》重点论述祸与福的关系，其主旨用《要略》的话说，就是“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文章以大量的历史事例、寓言等，论述了人世间的各种对立关系，以祸福为中心，涉及了得失、损益、利害、功罪、取舍、毁誉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辩证法意味。
作者首先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论述和分析了祸福产生的根源，认为“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不能不慎重对待。其次，作者认为，“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祸、福互相依存、转化，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塞翁失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看问题不能绝对，要用辩证的眼光去对待祸与福。作者还讲到了祸福与时世的关系，在一个时代可以带来福气的品行举动，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是祸根，“圣人虽有其志，不遇其世，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所以，要因时而变，不能泥而不化。
此外，作者还论述到了“欲利之而反害之”，“有功而见疑”和“有罪而益信”、“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直于辞而不害于事”和“亏于耳以忤于心而合于实”、“听计当而身疏”和“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或有罪而可赏”和“或有功而可罪”、“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或贪生而反死，或轻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等一系列对立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告诫人们，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不要被现象迷惑。同时，也要见微知著，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防患于未然，远离祸患，防止“务于救患之备，而莫能知使患无生”。
文章最后，作者还分析了“类之而非”、“非类而是”、“若然而不然”及“不然而若然”四种情况，指出事物真相难辨，稍有不慎就会犯错误，告诫人们不要被假象迷惑，并抒发了一段很有哲理的感慨：“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
利害得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时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它们，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害为利。文中讲到的这些事例，相信对我们不无启发。
出处简介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着的。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淮南子》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其博奥深宏的内容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资源。
作者简介
刘安（前179－前122），西汉皇族，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安是豆腐的创始人，著有《淮南子》。
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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